今年8月，由《读卖新闻》实施的舆论调查表明，回答“中国不能信赖”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中国可以信赖”的回答；持“中国的军力有可能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观点的人达百分之七十。

　　9月22日晚，旨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的庆典活动——“友好交流大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如此众多的日本人同时进入人民大会堂还是第一次。1.3万人分别聚集在大会堂宴会厅和大厅内，热烈地营造出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喜庆气氛。”但明眼人都明白，歌舞升平、觥筹交错并不能掩盖今天中日关系的严峻现实。

　　就在第二天(9月23日)，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发表了题为《日中30年———构筑可以率直论争的关系》的社论，坦言两国关系“赖于‘友好’的时代已经结束……”

　　今年8月，由同一家媒体实施的舆论调查表明，回答“中国不能信赖”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中国可以信赖”的回答；持“中国的军力有可能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观点的人达百分之七十。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中日关系正处于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在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今天，两国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历史性的180度方向大转变

　　战后中日关系，发轫于1950年代初的民间经济交流，在经历了长达20年之久的“以民促官，半官半民”的“渐进”和“积累”之后，终于于1972年9月2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关系从而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官民并举，全面发展”的时期。不管怎么说，中日关系在经历了复交后最初的以“友好”为主调的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期之后，虽说始终麻烦不断，但总算是磕磕绊绊地迈进了21世纪的门槛。历史地来看，即便是30年的和平友好发展，在过去150年来的两国关系史上，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所以1978年8月12日，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署以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史性的180度方向大转变。从而恢复了阿倍仲麻吕时期那样的日中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是亚洲各民族建立新关系的出发点，并且向全世界宣告了这一点。”

　　以血建立的外交关系

　　今年8月12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4周年的日子，在对外友协一间古色古香的会客室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女士平静地对《21世纪环球报道》回忆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两国已经复交并且缔结了友好和约的今天，当时的中日友好事业所遭遇的困难和阻力是难以想象的，完全是一条荆棘丛生、前途未卜的道路。日本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和台湾有着所谓的官方“外交关系”，再加上美国的钳制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到中国来的日本友好人士不仅要冒着对抗国内政府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在这方面有过血的教训。1960年10月12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先生就是因为鼓吹日本摆脱美国控制，实行自主外交，尽快与拥有6亿人口的中国恢复邦交而惹怒了右翼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遇刺身亡的。”

　　在田中内阁中担任官房长官、与宰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一起被称为“三驾马车”的二阶堂进先生是那一代中日友好的开拓者当中，惟一健在的日本政治家。谈到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势时，他这样回忆道：“那时在日本，特别是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对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尚有不小的阻力，我本人也曾多次受到过种种威胁，就是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田中先生、大平先生和我达成了必须尽快恢复日中邦交的共识和信念。为此，我们于1972年9月访华……”每次出访海外必携爱女(即曾做过小泉内阁外相的

　　田中真纪子)同往的田中首相考虑到国内右翼反对势力的猖獗，为防不测决定把女儿留在国内，只身飞赴北京，似乎做好了赴“鸿门宴”的准备。

　　“在那样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的中日友好事业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现在面对中日关系暂时的困境，只要日本重新回到中日建交的“原点”上来，信守三个基本文件，恪守对中国的承诺，“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有什么障碍不能跨越呢？”王女士有些激动地说。

　　先做一个踏实的“知日派”

　　但事态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尤其如此。继今年4月21日小泉首相的靖国参拜之后，8月15日，日本政府5名内阁成员和54名国会议员再次于“终战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小泉首相于当天下午就阁僚参拜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这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何表达对战死者的哀悼之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再看一看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此事的反应，不能不令人感到两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反差之大，几无形成“共识”的可能。

　　因抗议去年8月13日小泉以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而在神社的石狮上涂写标语、被东京地方法院以“损坏器物罪”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的中国青年冯锦华，后又被日本法务省东京出入国管理局吊销签证，限期离境，于今年6月23日回到中国，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回答记者“作为一个在日本接受了高等教育并曾长期生活过的中国青年，你怎样看待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问题时，这个面皮白皙、有些腼腆、声称“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名上班族”的山西籍青年说：“首先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谈这样的问题，我还需要学习。但我觉得中日两国作为近邻，在有共同利益的时候，友好是主调；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在资源、市场等方面成为日本的‘利益争夺者’的时候，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就会被大炒特炒，‘军国主义’就会有重新抬头的危险。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日本。日本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遥远的近邻’，这不利于我们的发展，也不利于‘中日友好’的长远利益。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有许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不能总是满足于一种泛泛而谈的‘了解’，那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中国不能总抱着‘文化老大’的架子，动辄大谈什么‘五千年悠久文明’和‘遣唐使’。我们的政府和媒体有责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把一个活生生的日本原原本本地告诉老百姓和青年，然后让他们自己来判断，而不是代替他们去判断。不要总唱什么‘中日友好’的高调，先做一个踏踏实实的‘知日派’。”

　　友好易理解难

　　进入2002年以来，教科书问题、“可疑船”事件、贸易战、朝鲜难民闯馆事件、“有事法制”相关法案的通过、多国联合军演、靖国参拜、首相访华取消……“好戏”连台，轮番上演。“而立”之年的中日关系，命途多舛，有目共睹。但是，“目前政治上的这种冷淡现象，并不能反应中日之间的真正状况”，“整个的中日关系不是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冯昭奎认为，“政治上冷，经济上热，有摩擦，也有合作，还有历史问题横亘在中间，问题真的很复杂。”的确，这种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脱节”的现状恰恰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两国关系上的一种特征。

　　今天的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200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高达877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近80倍；1972年中日间人员往来不足万人，但近年来每年达到200万人次，日本客人一直高居各国来华者首位。最近，中国领导人正式对日方“吹风”，与三峡水利发电项目并称为“世纪工程”的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已基本确定了与日本合作，引进“新干线”技术的建设方针，而这正是日本政、财两界期待已久的结果，无疑将会对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尽快走出低谷恢复活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今年3月于北京召开的“中日资深外交家恳谈会”上，日本东芝集团公司董事、前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表示过：“如果这件事(指京沪高铁建设项目上引进日本技术)做成了，日本国民将非常感谢。这个问题不是经济上的利益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中国产经新闻》副总编、著名学者王小东被称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扛鼎人物，作为改革开放以后被派往日本学习、享受日本文部省全额奖学金的公费留学生，对日本有着很深的理解，他对21世纪中日关系走向的概括是：“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友好易，理解难”———日本的“国策学者”、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如此来形容今天中日关系的现状。“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的中日关系不是靠几个人就能推动得了的，而需要通过民间这种广泛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来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了解和共识，减轻历史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才是改变中日关系的根本途径。”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金熙德认为，中日双方已走过了相互试探的阶段，应该进入一个更加理性的时期。本报特约记者 刘柠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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