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都必须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党内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我们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随着党的“十六大”日益临近，人民群众期待着在反腐败方面再擂战鼓，重拳出击。

　　腐败：执政党心腹之患

　　20世纪末叶，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执政几十年的老党、大党，先后失去了政权，有的甚至走向衰亡。在这些垮台的政党中，引人注目的有原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党、意大利天民党和社会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尼专业集团党等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所有这些政党在垮台之前，党内都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可以说，执政党内部的严重腐败，是导致这些政党垮台共同的重要因素，有的则是垮台的致命因素。

　　今年的8月24日、12月25日，分别是苏共亡党和苏联亡国十周年的祭日。苏共这个有着93年历史，单独连续执政74年的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红旗落地、分崩离析。然而，在此之前，腐败早已使这个红色政权岌岌可危。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在任17年，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叠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连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被放在了床底下。勃列日涅夫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他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上行下效，勃列日涅夫后期，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3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另据有关资料披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9/10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原苏联的国有资产，就这样悄悄地“转化”成了私人财产。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从表面和形式上看，苏共的监督机构一直存在，1981年苏联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就有4600个，人民监督员达到了1000万人。但是，因苏共监督机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权力不断弱化，效果可想而知。

　　正是由于党内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得苏共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其颓势如大江东去，一泻千里。

　　邓小平同志10年前谈到苏联东欧剧变时深刻指出，中国是否出乱子，关键在共产党内部。我们党内必须深刻汲取那些长期执政的党被人民赶下台的“前车之鉴”，警钟长鸣，谨防“后车之覆”。

　　腐败：从“滴水”到“恶浪”

　　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抓住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开展了大规模的整肃运动，使得新生的共和国政坛保持了30多年的清廉形象，有人形象地比喻：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高官，管住了高官30年。其实，论级别，刘青山、张子善不过是厅级干部，自那以后的50多年，排除在政治斗争中身败名裂的高官不论，前30年因为贪污受贿而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几乎一个没有。

　　80年代后，查处省部级高官的帷幕拉开。第一个被查处的是王磊。1980年10月14日，商业部长王磊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喝不照付费用，被当作不正之风的典型受到中纪委通报批评。1982年11月，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在对外经济工作中，向港商索贿受贿，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在80年代后半期，由于价格双轨制给“官倒”以机会，民间不满声调增高，致使高层反腐败决心增大。在这个背景下，被查处的“省部级大虫”也随之增多。1987年1月17日，经中央批准，原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倪献策因滥用职权、生活腐化、包庇走私被开除党籍，且被依法判处两年徒刑。和他之后的很多腐败官员一样，倪献策的蜕化变质也是从贪恋女色开始的。1985年3月，倪还是江西省常务副省长的时候，带团从南昌飞到香港。江西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华赣公司，里边有一个名叫郭晓红的女人。两人“一见钟情”，勾搭成奸。1985年6月，倪献策走马上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并踌躇满志地当上了省长。他在给郭晓红的信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省长不省长，我就是为了我和你才去干的。”

　　倪献策是第一个由于腐败受到刑事处分的省部级高官。“刑上省部级”的记录由此开始。

　　如果把起于80年代初的省部级高官腐败，比作一些雨滴，则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省部级高官腐败就成了一股恶浪。仔细观察十年间倒下的“省部级大虫”，两个并进的趋势是：一方面对“省部级大虫”的打击越来越严厉，另一方面“省部级大虫”越打越多，越打越大。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代主任任建明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越来越多，‘刑上省部级’已成反腐败中渐趋明显的新现象。”

　　1998年，中央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12人，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违纪违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违纪违法案等；1999年查处17人，其中有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等；2000年查处22人，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昌典和政府原副主席王式惠严重失职渎职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吉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还有因以权谋私、收受股票或让其配偶子女购买内部职工股牟利的湖北省原副省长李大强，国防科工委原副主任徐鹏航，全国纺织总会原会长吴文英的案件等。

　　进入新世纪，一些高官被处以极刑。2000年3月8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向人大代表作报告的前一天被处死，成为第一个因为腐败走上断头台的省部级高官。2000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执行死刑，成为建国之后被处决的职位最高的腐败分子。2001年10月10日，辽宁省原副省长、沈阳市长慕绥新、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判处死缓。2002年，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被处死刑；河北省包括国税局原局长李真、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庆五等在内的八名高官受到严惩，李真、吴庆五被分别处死刑、死缓。

　　当前的腐败也不再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孤立的个人行为，腐败网、集团性腐败表现得更为明显。1990年查处的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是第一个集团腐败案件，被查处的局级干部15人，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13人。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及各界官员数百人，人数之众，是建国以来罕见的。沈阳“慕马大案”使得市政府16个“一把手”全部陷落，百余干部牵涉其中。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一案，牵扯到县局以上领导干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天津市宝坻区修建京沈高速公路宝坻段，在37公里路段的建设中，竟有37名干部被查处，平均每铺设1公里公路就“放倒”1名干部。高官腐败案件涉案资金数额也越来越大，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甚至上亿。

　　据报道，自1997年《刑法》、《刑诉法》修改实施以来，江苏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0890件，立案查办县(处)级干部548人，厅级干部60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9亿元。可是，又有多少资金被挥霍、被浪费、被流失。一位法律人士量化了数百名贪官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统计数字表明，挽回的经济损失与已经造成的损失比例约为1∶8.2，据说这还是保守计算的。如果这个比例准确的话，那么贪官为江苏省实际造成了近156亿元的损失。全国损失多少？想必是一个可怕的天文数字。

　　腐败不除，对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损害是巨大的！

　　腐败为何久治不愈？

　　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失去地位最根本的诱因，就是腐败。腐败几乎成为各国改朝换代的导火线。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事实上也正在受到来自腐败的威胁，反腐败已成为近年来中国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为了反腐败，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组织措施，如在大部分省区新任的正副党委书记中，原来的本地化倾向有所改观。更引人注目的是纪检委书记规格的提升，每一个省区的纪检委书记都由省委副书记兼任。中纪委推行了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家庭财产报告制度。1992年以来，中纪委更是出台了100多个“不准”。最近，中组部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试图规范干部的选拔任用，预防用人上的腐败。中共高层也对腐败问题给予了严重关注，1989年，邓小平提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惩治腐败成为邓小平留下的重要政治交待。中共“十四大”以来，江泽民先后九次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讲话。要说中共对反腐败问题不重视，没有采取措施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从总体上看，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很严峻，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笔者认为，重要的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

　　现在，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中纪委官员们东奔西走，东杀西砍，一些大案要案，中纪委领导更是直接坐镇指挥。而当地的监督机关干什么去了？一些人感叹：监督难，监督同级更难，监督“一把手”难上加难！当地纪检监察部门职能作用难以发挥，派驻机构就更要大打折扣了。

　　据披露，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在立案侦查的案件中，来自群众举报的约占80%左右，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案件中，90%以上的线索来自群众的举报。案件来源的其它途径还有，监督机关自己查处案件时发现的，发案单位移送的，上级机关交办的，腐败分子自己坦白交待的。除了这些，我国的反腐败机制成网状分布，有无处不有的纪检监察派出机构，有可以“翻箱倒柜”的审计机关，这么多的案件来源途径和庞大的监督力量，足以把群众举报的百分率“比”下去，可是没有，反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现实中违法必究也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如司法实践中侧重打击鲸吞式腐败，而对蚕食式的腐败打击不够，使得腐败者有虚妄的安全感，认为只要不成千上万地拿到口袋里就不叫腐败；对于吃喝泡澡拿土特产式的腐败，官员们自认为小事一桩无关大节，而群众则看在眼里骂在心中。

　　现在，我们的监督机关确实应该反省一下自身的缺陷，不然那么多反腐倡廉措施会因为监督机关自身的缺陷而起不到作用。

　　药方：釜底抽薪反腐败

　　为什么有那么些贪官前“腐”后继？为什么买官卖官案屡屡发生？有关专家为此开出了许许多多的治病“良药”，根本的一点就是从客观现实出发，进一步改革和健全体制、制度，釜底抽薪反腐败。

　　首先，要大幅度增加腐败的各种成本，明显提高廉政、廉洁收益，使腐败行为“高风险低收益”，这是防治公务人员腐败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刀快不怕韭菜长”，目前虽还无法做到彻底清除生长韭菜的土壤，但只要刀子多、刀子快、敢下手，腐败分子再“前仆后继”、“茁壮成长”，也禁不住刀起刀落地割。脖子再硬也是肉长的，刀子再软，也能剁肉。因此，在反腐败的战略部署上，刹风整纪、打击惩治这一手还必须强化。通过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高风险低收益”。为强化打击力度，有关法律应作必要的修改。《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强调的是利益和行为的直接挂钩，将行为的直接功利性作为构成此罪的要件，对于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式的感情投资，则处置乏力，于是很多人遂化整为零，以宴请和小额馈赠方式，长期投资，既让对方得利，又不让对方冒风险，两厢情愿，各得其所，受损的只能是国家利益，使腐败钻了法律的空子。因此，要将受贿罪法律规定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限制废除，增强对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加非财物贿赂罪，使反腐败立法更具威慑力；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规定。目前该罪最高可处五年徒刑，刑罚太轻，不足以威慑腐败分子，反而会成为某些腐败分子避重就轻、逃脱严惩的避风港。因此，要么提高对不明财产的处罚限度，要么把不明财产作为贪污贿赂的证据，加大打击惩治的力度。

　　其次，增大公权运用的透明度。“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公开性、透明性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社会病尤其是官员腐败的良药，因此，要从公开性入手，大力提高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透明度，逐步做到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公开化。一是要改革传统的施政方式，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有关规章制度，逐步做到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公开化。

　　再次，坚持反腐败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总的看，我国现行的反腐败体制是一种以数额的多少来划分的体制。大致地说，对于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而言，其数额在5000元以下，属于纪律惩戒的范畴，一般由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而5000元以上，则属于刑事处罚的范畴，一般由检察机关负责。而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只从性质上区分，凡是贪污受贿行为，即使贪污受贿一分钱，也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对此，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与国际接轨呢？第四，既然下级监督同级难，监督上级难上加难，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纪检监察机关单独成立一个独立的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呢？下级监督上级，顾虑重重，但是如果在制度建设上，实行揭发腐败有功可以当作一个政绩，而且上级机关在任用干部的时候优先考虑，或者采取重奖措施，让举报者得到回报，这不比让贪官把上亿的资金偷到国外好吗？

　　党的“十六大”即将召开，人们期待着“十六大”为反腐败再擂战鼓，腐败势头能够进一步得到遏制。闵一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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