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了，面对跨入新世纪的第一次盛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关注着什么？对于党的“十六大”又有着什么样的希望？近段时间以来，我们在与中央党校学员的访谈与调研中，发现有一些话语、词汇经常出现在大家的学习、讨论、交流中。“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通过对这些话语、词汇的解析，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对党的“十六大”所寄予的希望，以及对一些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思考。

　　“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自从被提出之日起，就迅速成为了中国政治话语中被点击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其最为珍贵的理论品质就是：不丢老祖宗，又在说新话。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它在邓小平同志以“三个有利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作为立党之本，力量之源，执政之基，把“三个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写进新党章并不过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到2000年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800美元，人民的生活跨越了温饱，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40%和50%左右的水平，这标志着我国总体进入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因此党中央宣布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是有充分依据的。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要作辨证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然仍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必须继续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不动摇；但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们在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后进一步发展，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乃至“基本现代化”迈进的关键阶段，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长过程中突出出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新的发展阶段，自然要求在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有新的体现，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方面有新的体现，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状况方面有新的体现。如何针对新阶段、着眼新目标、适应新要求，与时俱进地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构建小康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支持就成为党的“十六大”将要面对的主要任务。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党代会的主题当然是党的建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实现中国共产党角色与功能的转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需要从严治党；确保中国共产党围绕自己的政治纲领、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更需要从严治党；至于人民群众最切身感受的腐败问题，如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等这些问题也需要通过从严治党得到根本解决。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领导干部对吏治的腐败反应极其强烈。大家一致认为江总书记所讲的“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腐败”，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严治党，反对吏治腐败是重点。江总书记指出：“党的干部不是什么人的私有财产。”(《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620页)同样道理，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也不是什么人的私有财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一定要严格按照党章办事，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一定要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接着说，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也是开好“十六大”的思想武器。中央党校中青班的一位学员早在今年6月初就在有关方面内参上提出了思想路线新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在今年9月、10月两期刊物上更是公开撰文阐述，可见人心所向。与此相印证，中央党校在对学员“党的十六大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的调研中，选择“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达到87.4%，这表明我们党员干部迫切希望党的“十六大”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转换赋予科学内涵一样，“与时俱进”也是对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话语的创造性转换。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创新是最好的继承，我们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634页)。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思想武器，可以使全党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在党的“十六大”上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本来是一个政党党内生活的一种状态、一种机制，但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下，更多的人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看待它、理解它、运用它。把它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视为自上而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希望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进而真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容很丰富，保障各级党组织与全体党员的民主权利和提高各级党委决策的民主化程度是党内民主；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引导、保护、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是党内民主；准确定位，规范党委同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也是党内民主题中应有之义。

　　“制度、规范化、程序化”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说到底是体制创新，是对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要求。是希望党的事务、国家的事务能按制度办事、按规则办事、按程序办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问题，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还是制度靠得住”。制度创新是中国未来改革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制度创新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要求深化突破，政治体制要求稳步推进，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如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创新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入WTO更需要按照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办事。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们所处的国情，尽管制度的作用在当代社会日益凸显出来，但当代中国社会对制度的认识与社会发展对制度的需求之间差距还比较大，尚停留于一种模糊、零碎的感性认识程度，缺乏清晰、系统的理性认识，要么是仅仅就具体某一制度的内容就事论事，要么是作为一种话语点缀抽象地提及，缺乏对制度权威性和严肃性的尊重。部门规章大于公开法律，领导干部一言堂大于集体决议的现象并不少见。以党的“十六大”为契机，在全党和全社会进行制度的理性启蒙，确立制度意识是必要的。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自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以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称谓引起了众多关注。由于中国社会对私营企业主爱恨交加这种特殊的政治情结，很多人总是认为这一称谓就是专门针对私营企业主的，并且认为这是为进一步提升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乃至加入中国共产党作铺垫。加之今年在997位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人中，有4位是私营企业家。这是私营企业主首次获得这一殊荣。虽然在997这个数字中，4仅占一个相当微小的比例，但毕竟是开了一个头。其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本是适应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而对所有新的社会阶层所做出的一种政治判断，是着眼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私营企业家让他们入党，而是因为他们是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中的先进分子。这样不仅有利于发挥他们在党内的作用，而且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进而扩大党对他们所在的整个阶层的影响。对其他阶层中的先进分子也同样如此。而且与我们目前6635万党员这个数目相比，事实上，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强调其象征意义，而不是关注其实际功能。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在与学员的交流中，很多领导干部反复强调：“在党的十六大上，讲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这些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客观事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讲团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当代中国，既有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有着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不可预计的风险存在。而且我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还客观存在许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建立，三农问题迫在眉睫，下岗再就业困难很大，反腐败工作刻不容缓，应对WTO任重道远，姑且不论在思想理论和政治建设方面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凡此种种要靠集体智慧、集体领导，靠全党同志群策群力。讲团结之所以必要，还因为随着我国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出现了多样化，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方面的利益诉求会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反映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小利益要服从大利益。全党要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有共同的理想、有共产党人的觉悟、当然还有党的纪律，我们有理由期待党的“十六大”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应该说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由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获取利益的途径和渠道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中极少数的利益群体利用体制转轨中的不完善和政治生活中的漏洞，或是垄断、或是钻政策空子，形成了具有特殊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

　　与腐败、走私不同，这些利益集团从法理上说还不是违法的，还有一层合法性的外衣。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与社会大多数是对立的，与我们理论上和理想中的社会目标也是相冲突的。姑且不考虑其干预社会政治事务的可能性，就其本身存在这一事实而言，对我们党执政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挑战。这种危险性远大于公开的对立反对和公开对法律违背所造成的危害。

　　马克思曾经讲过：“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并且指出产生这种心理感觉的原因是：“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对于最大多数的群众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增进就好像是“小房子”，虽有渐进的改善，但永远无法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宫殿”相比。如无改变，长此以往，这种“不舒适”、“不满意”、“受压抑”将直接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一定要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在党的“十六大”上旗帜鲜明地反对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列宁语，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169页)

　　“继往开来，胜利交接”

　　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党的基层组织如此，在党的中央也是如此。在我们最近进行一次调研活动中，曾要求学员就“作为一个党员，对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您最想说的一句话”做出回答。在回收的话语中有33%强的内容对选举一个新的中央集体提出了希望。我们选录部分如下：

　　新老交替能够顺利进行，人民盼望领导年轻。

　　重大突破、继往开来；新老交替，充满朝气。

　　选好班子年轻些，定好路子解放些；实际成效再大些。

　　新班子、新思路、新局面、新业绩。

　　形成一个年轻、坚强领导核心。

　　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学员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300页)

　　不少学员还认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经常想一想，江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过去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那三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党不仅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在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上也能做到与时俱进。(作者为中央党校调研处处长)

　　文/辛鸣(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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