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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500年的历史表明，无论是航海、求知，还是革命，如果不能指向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进步，就无法与历史提供的机遇相契合，完成一个大国的成长。

　　□叶自成 吴东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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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的重要战略期。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何谓重要战略期？中国是否曾经面临过类似的战略机遇？在那些机遇面前，中国的表现如何？对于这一次应对新的战略机遇，过去提供了怎样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届时，中国应该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强之国。那么，中国能否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呢？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从国内各方面的条件来看，也需要从中国目前及将来约20年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观察。

　　世界强国地位是一种最稀有的国际价值，竞争这种地位，其最终结果一般非此即彼，落选者将处于比先前更为被动、更受压制的境地。因此，觉察、判断并且抓住有利于自己成长的国际战略机遇期，成为大国成长的一个关键。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中国在这三次机遇面前的表现是不同的，因而给自己造成的后果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是有条件抓住却没有觉察而错过，结果开始了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第二次是强烈意识到了机遇，并进行相当的努力，但终因没有把握关键重点而再次错失，其结果是中国在“千古变局”之下，不但进一步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被近邻日本甩到后头；第三次机遇期到来时，中国最初的意识并不清晰，最终可谓把握了一半，仍然没有实现中国复兴的梦想。

　　第一次机遇期：大航海与郑和下西洋

　　中国面临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末期，其竞争对手是西欧。世界历史学家普遍将1500年当作分界线，以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世界从此有了相互联系的历史。

　　15世纪末期时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和西欧，差不多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力量更为明显。

　　当时的欧洲资源不算丰富，人口更无法同印度和中国相比；地缘政治上，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被冰山和海水包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部构成强大威胁；政治制度上，欧洲支离破碎，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法、英、西班牙等国之间争斗不休；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上，当时的欧洲只能算是亚洲文明的学生。

　　可以说，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都处在相同的水平上。15世纪时的欧洲最多也只能说是像今天一样，是几个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转折点发生在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实际上，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明朝时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可以说，在这次东西方的比赛中，一开始中国具有更好的潜力。

　　但中国没有能力把这些潜力转化成现实力量。西方的大航海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这种动力推动大航海运动百折不挠地进行着，同时促发了西方为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必须进行的技术革新与军事改造。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还能以冷兵器加炮船击败荷兰人的火器，但当西欧人卷土重来时，船坚炮利的情况已非昔比。

　　而中国的航海，则出于向世界显示中国皇帝的权威和富有，所到之处赐与当地人大量的财物，以换取当地人对中国皇帝的“臣服”。缺乏利益生长的航海，无法触动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统治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绝好时机，因而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终。

　　在全球历史展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内部，把无穷无尽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者。

　　第二次机遇期：中日的洋务运动竞赛

　　历史过去400年，第二次战略机遇出现在19世纪末期。当时除了追赶欧美西方国家的任务之外，中国还添了一个竞争对手——日本。

　　当时的中国和日本都已意识到，东方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必须向西方学习。中日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西方，历史向中日两国提供的机遇也相差不多。但在这次机遇面前，日本成为惟一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快车的幸运者，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迅速改变了原来大大落后于中国的状况，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打败了中国，后又击败俄罗斯，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也是惟一的非西方大国。

　　中国也强烈意识到了这次机会，同时以洋务派为中心力量的改革派在发展军事力量方面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当时北洋水师的总吨位、铁甲的厚度及装备的大炮，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结果甲午海战一败，充分说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方式的低效。

　　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这段中日历史，就中日两国近代化一败一成的结果作了许多分析。一个共识是，日本的洋务派在振兴对外贸易、推进洋务方面，虽然也不是直接以近代国家为目标，但试图参考西方国家制度来进行本国制度改革的动向已经非常明显。相对于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洋务派在经历了最初的一段试错后迅速确定了“西学为体”的方向，这成为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础。

　　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全面革新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在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下进行试图调和矛盾的逐步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勉强地扩大仿效西方模式的领域。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朝廷覆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领域扩大的过程与线索，先是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扩大到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终于发展到政治领域。

　　甲午海战的失败对这样一种努力的打击是巨大的，但并不致命，甚至戊戍变法的夭折也不一定注定中国政治领域改革希望的彻底破灭，但历史给予的战略机遇期不会专门为中国而延长，随后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多次的国内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发展自我的战略机遇期一去不返，直到冷战格局形成。

　　第三次机遇：中国只把握住一半

　　二战后美苏两霸的冷战对峙，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再次为许多国家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对中国来说，这也是第三次战略机遇。与前一次机遇期相似，在战败废墟上需要重建国家的日本，又成为中国的竞争参照。

　　在被美军占领这一特殊条件下，日本一方面在政治外交上听命于美国，另一方面利用美国与苏联对峙创造的发展空间，借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提供的机会，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再次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快车，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了“日本奇迹”。虽然日本还没能成为世界大国，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而中国只能算是抓住了这次机遇的一半。

　　中国在冷战时期，也较好地利用了美苏对峙这一重大的机会。中国与苏联结盟，进行了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利用美苏对峙的机会，成功发展了自己的核力量并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又与美国改善关系，开始利用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中国的力量。到冷战结束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但之所以说中国只是利用了一半机会，是因为中国对这次机会的利用在前期是不自觉的，选择的方向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却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内乱上，搞自我封闭，也丧失了一半的时机。

　　第四次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到来

　　虽然中国在前三次战略机遇面前的表现或者令人惋惜、或者令人扼腕、或者不尽令人满意，但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它们提供了诸多的经验与教训。而且通过对前三次国际战略机遇期的观察，可以大致总结出能成为国际战略机遇期的要素，从而为中国判断下一次机遇做准备。

　　概括地说，一段时间要成为国际战略机遇期，一般包括三个条件：一是较好的和平环境，主要国家之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二是出现能够促发生产力跳跃发展的重大发现与发明，这一点在第一次机遇期中体现为地理大发现与随即开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在后两次机遇期中体现为第二次科技革命与第三次科技革命；三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可以说冷战结束到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四次战略机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面前，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抓住机会，奋起直追，一是越来越边缘化。而对中国来说，这一次的国际战略机遇甚至比前三次都要好。

　　难得的20年“无威胁”环境

　　在国际环境方面，冷战结束后虽然各种战争和动乱不断，但就总体而言，出现了一个维持较长的世界和平的时期。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绝对的世界和平从来没有过，今后也不会有。因此，世界和平只是一种相对的和平，而且主要要从大国关系的状态来考虑。只要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就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大体和平的年代。

　　现在的情况是，美欧俄日印中等重要力量中心之间，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前景。美国人认为世界现在进入了一个战略间歇期，在2015年前世界不会出现有能力对美国形成真正挑战的战略对手，因此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认为，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其标志是美国第一次不面临一个敌对的大国的挑战，世界不再被大国间竞争所困扰。

　　就中国而言，中俄关系是友好睦邻关系，与欧洲是全面伙伴关系，与印度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与日本关系虽然停滞不前，但也没有发生大战的前景。中美两国最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引发战争，但“9·11”事件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共同利益基础，大大减缓了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中美领导人之间正在建立一种比较正常的、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国家关系，虽然好不到哪里去，但能够防止出现大的倒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些矛盾，主要是在南海领海和海岛主权归属上的矛盾，但总的来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是可以缓和的。中国和越南之间已经就陆地边界达成了协议；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已经达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定。

　　所以，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部的威胁；自鸦片战争160多年来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大规模的军事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以来的100多年中，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边的日本的威胁。

　　2002年-2020年期间，可以预期国际局势局部紧张，小战争和冲突不断，但不会发生重大的战争，这对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是相当有利的。

　　争取受益于信息革命与全球化

　　就国际战略机遇的第二个条件而言，全球正在进行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这为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创造了机会。印度软件业的迅猛发展体现了这种可能。

　　中国的汉字与信息技术存在融合的优势，汉字的输入速度甚至比英文字母还快；而使用汉语和汉字的人群总数甚至超过使用英语的人群，为信息技术的汉化和在汉语汉字人群中的运用提供了强大的市场经济动力。中国能够在短短10年中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手机市场，表明了中国发展信息技术的巨大的潜力。

　　当然，中国具体应该如何在信息革命中创造财富、提升国力，是一个还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但这次科技革命为中国提供的机会勿庸置疑，而且不能再次错过。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在信息革命强大动力的推动下快速成长。

　　当前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市场化和知识经济化的时代，这为中国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

　　中国这些年取得的成就与全球化趋势紧密相关。根据外经贸部的统计：中国累计在开放以来已经吸收了外资3000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资的国家。2002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可能将达到50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2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276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同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五大对外贸易国。

　　所以，面对全球化这一双刃剑，许多国家应对不力而陷入苦难，中国则可以说化解了不少冲击，成为全球化中的受益者之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而且将继续为中国的成长提供外部的经济条件。

　　让中国这一次真正走远

　　当然，也必须清醒地指出，一些负面的因素也在发展。在国际政治环境方面，“9·11”事件后，美国国内单极思维抬头，多极化进程受阻，对中国压力有可能加大；此外，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竞争局势，尤其是核扩散的趋势也在发展，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国际经济形势也出现了比过去严峻的局势，美国和欧洲经济先后进入了疲软阶段，增长乏力，日本经济持续停滞不前，2002年世界贸易额和世界资金流动量都比2000年有较大的下降，中国面临着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前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使这一风险加大。

　　但笔者认为，大的国际环境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的逆转，只要中国不犯重大战略错误，只要中国坚持和平与改革开放的方针，只要中国能够处理好国内各种问题的挑战，中国就有很大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是要使所有国民都感受到经济发展之惠，更要求各个领域全面达到现代国家的标准。作为失去第二次机遇的教训与日本成功的参照，一个国家的成长，只有全面齐头并进，才能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发展，一个高度积累但不健康的经济体还极有可能轰然崩溃。所以，为经济及时提供良好的环境，才能保证中国在这一次的机遇中能够真正走好、走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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