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同电视是一个“家用媒体”，就应该认同另一个与之密切关联的概念：电视同时还是“主持人媒体”。

　　电视是在家中轻松收看的，是用来娱乐与交流的，所以它需要主持人，需要通过主持人对观众的吸引力和亲和力来实现电视与观众之间的交流――谁在说话？对于舒舒服服坐在家中看电视的观众而言，不是“电视台”、“电视机”或抽象的“电视节目”，而是电视中

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人。我曾与白岩松聊起过这个问题，他说：电视传播和其他媒体的传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电视传播中有看得见的主持人因素，它是一种真正的人际传播。而在所有的传播方式中，人际传播最少界限、最易达到效果。正是主持人的存在使媒体与受众的传播还原到了人际传播的原始阶段，主持人成为电视表达亲近性和实现交流感的一个载体。

　　电视作为进入家庭的传播载体，如果没有交流感，节目就不具备亲近性，而栏目与栏目之间、频道与频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需要这样的亲近性。

　　与其他媒体一样，电视强大的传播效益可以使一个新闻人物一夜之间功成名就，轰动一时。但与其他媒体不同的是，电视在使别人成名的同时，也在制造自己的名流和明星，这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美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父”克朗凯特虽然在主持广播节目时已小有名气，但如果不介入电视，他就不可能成为影响美国政策的人，就不可能使其主持的越战和“水门事件”报道产生广泛的影响。虽然报纸有主笔或撰稿人，广播电台也有主持人，但任何媒体都没有像电视媒体这样依赖主持人。在美国和欧洲，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年薪可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每当新的节目季及主持人聘期到来之前，大牌主持人的任何动态及其背后的争夺战都是媒体的热点新闻。

　　电视制造了这些明星，反过来又离不开他们，甚至不惜重金维持与他们的契约，或挖别人的墙角，因为主持人就是影响、就是收视率，电视就是主持人媒体。电视越发达，对主持人的依赖也就越强，尤其是大众化(而不是分众化和小众化)时期的电视更是如此。

　　在“内容为王”的铁律下，虽然不能说观众都是冲着主持人才看电视的，但电视媒体的家用属性决定着，电视观众希望看到他们喜爱、甚至崇拜的人像朋友一样走进他们的家庭。更何况主持人有时就是内容的表达者、是内容的一部分，这是电视与电影区别的重要标志。

　　2002年9月初，崔永元因长期失眠不得不抱病休养，引起了媒体的许多关注和猜测。我的判断是：如果崔永元真的不能重返演播室，那么《实话实说》的一个时代就将结束了。新的主持人虽然也会让人接受，但收视率的波动是必然的。因为依据“主持人媒体”这个观念来分析《实话实说》，更换主持人对于一个谈话节目不仅仅是一次“变脸”，伴随原主持人共生的许多定义性的东西都将发生改变，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意义上的《实话实说》。新的主持人应该给《实话实说》注入新的内涵。

　　《新闻站》是日本朝日电视台的一个著名电视新闻栏目，其主持人久米宏在日本也是家喻户晓。1999年，当久米宏退出《新闻站》时，这个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栏目的收视率受到严重影响，直至久米宏返回后，收视率重新回升。

　　这些主持人的去留之所以直接反应在收视率上，是因为他们的个性特征已经成为这些节目的组成元素，难以置换，不可替代。从这些现象中我看出这样一个规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个性特点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节目。

　　白岩松认为：主持人不同的个性特征是电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来的传播的多元性。个性化的表达使电视节目的包容性增加，扩大了节目在人群中的接受范围。我同意他的观点，不同个性的主持人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而从总体上看，当一个电视媒体中各具特色的主持人越多，它对各类观众群的普适性就越强。虽然众口难调，但是这个媒体中不同风格的主持人适应着不同口味的电视观众，每一个主持人节目的针对性增加了，对观众的吸引力提高了，电视媒体追求传播最大化的原则才能够实现。

　　主持人的个性化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电视与观众之间的亲近感得以保留。主持人的存在降低了电视台改革的风险。电视节目的改版是经常进行的，那么怎样保证改版后的节目能够保持原有的吸引力，不流失观众呢？主持人是一个重要因素。主持人是节目的品牌，品牌意味着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只要牌子在，产品的品质就被观众信任着。以这个观点反观2000年《东方时空》第三次改版，当时之所以让一些观众感到不适应，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由于观众一下子看不见了自己熟悉的那些知名主持人，观众对栏目的亲近感没有得到延续，仿佛一下子走进一个陌生的花园，不是因为这里没有风景，而是太多的陌生的东西让他们无所适从。

　　由主持人个性带来的栏目的亲近性让我重新思考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对同一个栏目来说，我们是否应该集中力量重点塑造一个品牌？因为人对于品牌的认定不会是变幻不定的，观众对于栏目性格的接受也不会是错综复杂的，不会今天接受你四平八稳，明天喜欢你尖锐犀利。有的栏目几年过去没有产生大牌主持人，原因之一，也许就是因为它使用的主持人太多了，观众难以通过某一个个性化的面孔去指认节目。也就是说，我们三天两头换来换去的主持人虽然都各具特色，但是我们没有给予观众一个清晰的、对栏目具有指代意义的品牌形象，我们把力量用散了。

　　这个遗憾在后来创办的一些新栏目中得以弥补，比如水均益与《世界》，比如王志与《面对面》。

　　电视是主持人媒体，但并不是说什么样的主持人都可以成就电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主持人可以成为电视明星、进而可以成就电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成为出色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大约是1997年，新闻评论部几个栏目的主持人都已经家喻户晓，那届主持人大赛颁奖时，节目导演请我做嘉宾，要我对新闻类节目主持人进行点评，我在点评时谈到一个逻辑：“从记者到名记者再到主持人”。这个理念得到北京广播学院叶凤英教授的赞同。那次节目中我第一次面对观众、专家和获奖者谈了我对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看法：“我认为，一个优秀主持人的外在标准应该是具有个性、魅力和激情。而内在的标准是主持人要具有良好的职业敏感能力，也就是发现能力，还要具备出色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其实应该把内在和外在的标准揉和在一起，这个标准还可以简化：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应该是集合魅力、表达能力和发现能力的三位一体。

　　如果把三位一体的主持人的“魅力”放在三角形的顶角，那么“发现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两个底角。如果把“主持人魅力”看作是一辆汽车飞驶的前轮，“发现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是支撑它、并给予它动力支持的两个平衡的后轮。

　　我将一一解析这三样东西。先来看看主持人的发现能力是怎样支撑着主持人魅力的：

　　同样的时段、同类的节目、同样的频道，甚至同一栏目的不同主持人，为什么有些人的表达言简意赅，很精彩，很有吸引力；而有些人的表达却言之无物，很平庸，甚至俗不可耐？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主持人发现能力上的差别。发现能力的高低是主持人发生分化的一个分水岭。有的主持人即使拥有绝对的空间，但由于缺少发现的能力，他也只能平铺直叙，甚至只能依赖编辑。其实发现的能力就是职业的敏感，就是要发现新的新闻事实、新闻角度、新闻背景、发现新闻中值得追踪的一切蛛丝马迹。只有长期的采访经历，主持人才能准确判断什么信息值得放大、什么信息应该放弃；采访对象透露的什么问题值得穷追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话语应该及时打断，免得偏离主题；同样的事实从什么角度分析更与别人不同、更有利于深入挖掘；事实与背景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等等。这些都需要职业化的发现能力。主持人的发现能力是职业化的，这是新闻节目主持人为什么只能在记者中产生的重要原因。

　　崔永元的魅力在于幽默，特别是他的即兴幽默。而要找到“抖机灵”的时机和材料是需要发现能力的。在《实话实说》的《熊猫教授》那期节目中，有观众问出生于广东的熊猫专家潘文石：“广东人什么都吃，越珍贵的东西越喜欢吃。潘教授是否能到广东去做做老乡的工作，让他们少吃珍贵的野生动物？”把熊猫当孩子一样热爱的潘文石笑着说：“这个事情要慢慢来，广东人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吃，只要天上飞的不是飞机、地上跑的不是汽车、海里游的不是轮船，他们都吃了。”他下意识地用了一个专业概念说：“这也是广东人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生存本能，是一种适应。可是广东人就吃不了馒头，因为它们的消化系统不适应……”崔永元立刻发现了“进化”这一谈话中的“兴奋点”，待潘教授谈完如何建立保护动物和环境的主动意识之后，崔永元慢慢地说：“有人担心，广东人要是再进化，连天上的飞机都吃了。”潘教授和现场观众立刻笑声一片。不要小看这一场笑声，正是这样的笑声成就了《实话实说》，使得它有别于一般的谈话节目，使得它的现场不再是一个枯燥的说理的现场、争执的现场和辩论会的现场。崔永元的这些机敏的捕捉和发现，举重若轻地软化了很多的说理段落，使得节目意趣横生。

　　1997年的一天晚上，《东方时空》企划组的编辑让我看第二天早上的《面对面》，那时候《面对面》还不是现在的长篇人物专访，而是为《东方时空》总主持人设立的一个言论空间，时长大约2-3分钟。就是那期节目，白岩松在两分多钟内用了二十几个“不行”来评说中国足球：“没钱的时候不行，有钱的时候也不行；业余的时候不行，职业化以后还不行；穿红衣服不行，穿白衣服也不行；苏永舜不行，戚务生也不行；中国教练不行，外国教练也不行……”我不懂足球，但我觉得他说得痛快。我佩服白岩松的发现能力，而且把这些问题组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发现。有些事实和现象早已存在，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新闻就是如此。现在不是缺少新闻，而是缺少发现。

　　说到表达的能力，表达能力是不能独立于发现能力自己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有魅力的表达同样来源于敏锐的捕捉和机智的发现。

　　主持人是栏目和电视媒体的代表者，也是表达者，因此表达的能力如何成为衡量主持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好的主持人首先必须要有表达的欲望，他要有把自己获知的信息、故事和分析传达给观众的意愿和激情；其次是主持人的表达应该比别人更好听、更富感染力和吸引力；再次是表达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同样是表达者，记者、主持人和播音员之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的表达是主动的，拥有表达的控制权，而播音员和一部分司仪型的主持人则完全是被动的，表达的控制权掌握在导演和编辑手中，他们的表达只能是念稿子串场和串片。现在看来，表达的主动性和控制权是名记者和名主持人之所以成名的重要因素。刘仪伟主持的节目虽然只有5分钟，但他在这5分钟里的表达是主动的，他有表达什么、怎样表达的控制权。王小丫在主持《开心辞典》前也主持过《经济半小时》等栏目很长时间，但并没有充分展示其风采和水平，而她在《开心辞典》中的考官角色却使其迅速成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表达是被动的，而后者的表达是主动的，是有控制权的。在《实话实说》栏目中，崔永元的表达就更具有主动性和控制力。设想如果剥夺了主持人的这种主动性和控制权，崔永元的机敏、真挚、魅力和风采根本不可能得到展示和表达。主持人只有在拥有表达的主动权和控制力的前提下，才能展示其个性和水平。不可想象，如果表达的语言都不是自己的，那么主持人的个性又靠什么来展现呢？我们之所以说对人物的采访和新闻事件的报道是造就主持人的良田沃土，就是因为记者或主持人在采访时是有主动权的，提什么问题、从什么角度提问题、什么问题需要追问，这些表达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都在他的手中，我将这样的主动权和控制权统称为“主持人主权”。

　　1996年，《东方时空》第一次改版时，设立了一个小栏目《面对面》，就是力图让主持人拥有“主持人主权”，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目的达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这两个重大事件央视都进行了直播，直播中都在演播室设立了主持人。香港回归直播时，由于缺少经验、更由于播出安全方面的考虑，主持人所要表达的内容都事先写好了稿子，届时主持人只需把稿子背出来或看着提示器念出来就行，主持人基本没有表达的主权。这种状态不仅不能使主持人发挥个性，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也失去了设置演播室的意义，演播室的应急功能不能有效发挥。1999年澳门回归直播时，演播室不仅设置了主持人，同时还从澳门请来两位嘉宾，增加了演播室的机动性。这一次主持人手中也有一个稿子，但主持人拥有表达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他(她)可以根据前后节目和突发的变故进行主动的表达，而且对嘉宾的现场采访权也掌握在主持人手中。白岩松、敬一丹和方宏进在澳门回归直播中充分地展示了各自的魅力，整个48小时直播节目显得格外流畅和鲜活。当时有媒体评论说：“通过澳门回归直播，我们看到了主持人的魅力。”

　　主持人需要有“主持人主权”，但是这种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它必须服从栏目和节目的设计程序。赋予主持人主权的同时还要求主持人具有“把关人”意识，负起社会和政治责任。因为在直播节目中，一旦把谈话的权力交给了主持人，演播室谈话内容就基本由主持人自己控制和决定了。现场的把关者再多，也只能从大处把握节目的走向和谈话内容的详略，根本无法控制每一段话的具体表达方式。因此主持人表达能力的提高不仅需要知识、经验和写作基础，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新闻素质和政治素质。

　　终于说到那个一言难尽的“主持人魅力”。

　　魅力似乎是最说不清楚的东西。不同的人个性不同，魅力也不一样，但这却是评价主持人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电视之所以成为主持人媒体的一个重要因素。魅力就是吸引力，电视节目使用主持人、不惜代价培养主持人、想尽办法猎用名主持人，就是因为优秀的主持人比一般人更有吸引力，他们传达的信息、情感和思想更有可信度、更具感召力。有人抱怨甚至指责现在的主持人都是俊男靓女，没文化、没水平。其实年轻不是缺点，漂亮更不是缺点，关键是这些俊男靓女是否有魅力，特别是持续的魅力。如果成熟的男女没有魅力，还不如俊男靓女有朝气有活力，看着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对主持人的魅力评价是见仁见智的，最终检验的权力在观众。我发现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个主持人如果经常出头露面，而在半年到一年之后，仍不能获得大多数观众的好评，那么这个主持人就有可能是平庸之辈。刘仪伟在一个教人炒菜做饭的栏目中尚可以得到观众的认同，更况且，刘仪伟的那个《天天饮食》栏目每次播出仅有5分钟，而有的主持人在很好的栏目，该栏目又在很好的时段，本人又拥有很多出镜的机会，却只能混一个脸熟而得不到好评。

　　每当与外国同行谈起央视的几位知名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水均益、敬一丹、方宏进时，他们都很难相信一个早间节目的主持人能在观众中产生这样的效应，也许这就是魅力的力量。据说当年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克朗凯特退休时，CBS曾就“由谁接任克朗凯特”的问题，在马奇德和丹·拉瑟两个人之间犹豫了很长时间。两个人都很有实力，都做过多年的记者。决策者最后决定启用丹·拉瑟，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丹·拉瑟更具男子汉魅力，对女性观众更有吸引力，而这些观众正是电视新闻争夺的潜在群体。

　　我们不妨把主持人分为“偶像派”和“实力派”。“偶像派”属于青春漂亮充满活力，能够有效控制节目进程和气氛的主持人，这种主持人比较适合主持娱乐节目；“实力派”是那种反应机敏、善于发现、表达到位、采访和分析深刻，能够创造性地控制节目进程的主持人，他们适合主持电视新闻专栏节目、谈话节目和电视直播节目。电视新闻节目和谈话节目似乎更需要实力派的主持人，因为有实力才能有更持久的魅力。

　　在主持人的遴选中，形象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并不是什么相貌的人都可以做主持人，但这个因素绝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丹·拉瑟接班的问题似乎说明，相貌这个因素有时候还起着重要作用。但我想，相貌绝对不是CBS确定主持人的前提条件。即使丹·拉瑟的男子汉形象决定了他的命运，但这也是在一个重要前提下的选择：丹·拉瑟已经具备主持人的实力，从相貌上选择他只是优中选优而已。如果仍然坚持我们过去比较习惯的“俊男靓女”的标准，白岩松和崔永元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记得2002年新闻评论部年会上，把白岩松第一次出镜的录像当做一个节目展示给大家看时，所有人都哄堂大笑。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说：当时允许白岩松出镜真是需要勇气。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中央领导笑呵呵地对崔永元说：“你的节目很好，但我原来看你笑觉得很别扭，我总感觉你的嘴和鼻子不在一条直线上。”崔永元机敏而幽默地回答：“现在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只是您看习惯了。”是个人魅力使他们逐渐赢得观众，进而打破了中国电视一贯严守的主持人必须是俊男靓女、发言必须正襟危坐的传统。构成个人魅力的因素是复杂的，个性、人品、修养、激情、真诚和亲和力等等，都可以使人具有魅力。而对作为公众人物的主持人来说，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真诚。真诚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意识。在日益喧嚣的社会转型期里，真诚更是一种值得弘扬、倡导和鼓励的风气。一个缺少真诚态度的人不可能有传播者必须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方面，敬一丹是最令我尊敬的。

　　发现能力、表达能力、个性魅力，这些造就主持人的因素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不是生理学的概念，它们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这些能力打哪儿来？这就是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是院校专门培养出来的吗？回答也许是残酷的：不是。它们只能来源于主持人职业生涯中一段不能缺省的经历。

　　截止2002年上半年，中央电视台拥有在册的主持人超过400人。瞬间成名的效应使电视节目主持人日益成为一个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行业。有些电视台有的栏目一天播一次，但有5、6个主持人；有的栏目一周播一次，也有3、4个主持人。有人估计全国各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超过万人。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国数十所高校都设有主持人专业，每年毕业生达千人。仅北京广播学院每年就有主持人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和大专生200多人，而且各院校招生规模仍有扩大的趋势。中国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盛产电视主持人的时代，但现实的需求却表现出一个尖锐的矛盾：所谓的“主持人过剩”其实只是“相对的过剩”，各个电视台、各个栏目对于优秀的主持人仍然是求贤若渴、虚位以待，好的主持人仍然紧缺。

　　2001年央视主办的业余主持人大赛，前10名获奖者中，只有一个人的学历有主持人专业背景，他就是杨春，而杨春在做《新闻调查》主持人之前曾在新华社音像部做过多年的采访记者。许多院校现在是将播音与主持设在同一个专业，其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而且从电视新闻实践的情况看，新闻播音专业的学生要转行从事新闻节目主持人职业，虽然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但他们要比采访记者更难适应。二者的区别首先是培养的途径不同，一个学生只要天生丽质并端庄大方，再加上播音的专业技能训练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节目播音员。好的播音员很可能在其毕业之前就一目了然了，但新闻节目主持人却只能来自优秀的新闻记者和编辑，至少要有这个阶段的锻炼。

　　正如院校中不可能设有“经理专业”和“部长专业”一样，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也不应该产生于某个院校的某个专业中，而应该和经理、部长一样，通过实践的检验来选拔，看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于实践的结果而不在于学历出身。央视新闻评论部的白岩松、崔永元、水均益、方宏进以及王志、董倩、张羽等都是如此，敬一丹虽然是播音专业的高材生，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但自从进入央视第一天起，她就是参与前期采访的记者，并于1990年主创了《一丹话题》栏目。

　　横在播音员与主持人之间似乎有一条鸿沟，这就是对采访和评论的控制能力。实践证明：提高这种能力的唯一方法是从做记者开始，这是每个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都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从一开始就在贯彻这个理念：“记者——名记者——主持人——名主持人”。也就是说，新闻节目主持人必须来自优秀的新闻记者。《东方时空》于1993年开播时，并没有设固定的总主持人，因为当时还没有发现谁能够胜任这一岗位。主持人的孵化和遴选需要一个实验的过程，实验首先在《东方之子》和《焦点时刻》两个栏目同时进行。《东方之子》以人物访谈为主，《焦点时刻》则以报道事件见长。实验的结果证明，人物采访和事件报道才是成就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最重要的良田沃土。

　　实验是大胆的，而且不拘一格。由于心情急迫，求主持人若渴，可以说《东方时空》开播的头几年是一个主持人的“普选时代”，所有的记者都拥有同样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时代，白岩松、水均益和崔永元也许目前仍然与主持人这个行业无缘。实验的大胆还在于，那时在《东方时空》出头露面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电视台的正式职工。《东方之子》栏目的出镜采访者，那些来自报纸的、电台的编辑记者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们，甚至在此之前都是从未与电视打过交道的“外行”。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经过一年多的实验，专家学者类的出镜记者们都慢慢地淡出了主持人角色，也许是由于无暇顾及电视，也许是由于不适应电视工作的节奏和要求。最后坚持下来的是《工人日报》的胡健、《中国青年报》的刘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白岩松几个人。这个现象再次证明：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主要来源是新闻记者。

　　许多人急于求成，总想很快坐到主持人位置上并迅速成名。其实踏踏实实做几年记者并不耽误时间，而是积蓄职业实力。对新闻节目主持人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旦上路就很难踏下心来去接触那个属于记者的心态和世界。在过去的主持人人选中，我十分在意他们是否具有记者的经历，特别是报社、电台和通讯社记者的经历。我总觉得这些媒体的记者职业化程度更高、更踏实、采访更深入。媒体的特征要求他们必须天天写作，而写作是主持人锻炼表达能力的基础。美国等电视发达国家，早期和现在的许多新闻节目主持人都来自这些媒体。如美国的老牌主持人克朗凯特，以及目前三大电视网和CNN的著名主持人丹·拉瑟、汤姆·布罗考、彼得·詹宁斯和拉里·金、温弗利，他们都有广播电台的经历和背景。日本TBS的筑紫哲也则不仅有朝日新闻社的经历，更有丰富的报纸杂志经验。

　　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实验已经持续了十年，并产生了成果，出现了一批国内知名的主持人，但我总感觉他们都还是人在旅途。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克朗凯特、拉里·金、丹·拉瑟、詹宁斯、布罗考这样的世界级新闻节目主持人，也没有像久米宏这样的在亚洲具有影响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在中国还没有诞生。

　　要诞生具有国际影响的电视明星，除主持人的个人奋斗和相应的空间环境之外，还要有机制的支持。例如我们说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产生于优秀的记者，但在记者中我们现在尚未建立首席记者制，主持人中心制也只在实验之中。更重要的是，电视明星制虽然已经初露端倪，但目前仍未来临，因为，中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没有价格。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在好的主持人身上加大投资有时候比在节目上投资更省力、更便捷、更有效，因为一期期节目是单体的，而主持人是一贯的，对主持人的投资是一种长线投资，但实践中真正在主持人身上集中力量、下大功夫的实例还不多。

　　我和白岩松聊到主持人的魅力以及成长环境等问题时，他做了这样一个总结：好的主持人应该被观众的眼、耳、口、心四个器官接受——眼，观众对主持人的认可首先是接受了主持人的形象；耳，观众是通过听去认识主持人的，比外形更重要的是，观众更注重主持人在说什么；口，观众如果接受并认同了主持人的表达，就会成为信息的二轮传播者，他会用自己的口去放大你的节目影响；心，这是一个综合指标，观众真正接受这个主持人是由衷地、打心眼里去接受他进而喜爱他信赖他的。

　　此说，我同意。(作者：孙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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