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多月内的三起富人遭杀戮案，让人们将视线转向富人的安全问题

　　本刊记者/李径宇

　　山西省闻喜县的东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1月22日，这里的天空飘落着零零星星的雪花，镇上街头巷尾穿梭着匆匆的身影，大家在忙着办备年货。

　　几声枪响后，这个静谧的小镇一下子变得嘈杂热闹起来。李海仓死了，凶手冯引亮也死了。不出两天，东镇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警察、记者、官员以及商人。

　　李海仓有着显赫的头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海鑫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是成功的私营企业主。尽管他的公司有30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但是，去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李的排名仍在第27名。

　　在百姓眼里，李海仓们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富人。

　　东镇事件尚在处理中，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福建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和浙江温州富商周祖豹又先后被乱刀捅死。

　　那天是2月12日，往日如影形随的保镖一时不在身边，惨剧立刻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周祖豹被刺杀在自家门口。

　　早在1999年11月10日早上，就有七八个歹徒拿着灭火器和鱼叉闯入周祖豹的办公室，把他的侄子周建波杀死在床上。从此，周祖豹便雇佣了6个保镖。

　　关于周祖豹被杀的原因，未被证实的说法是，他在商战中得罪了人。

　　同样是遭遇追杀，刘建日却有幸大难不死。

　　39岁的刘建日，是山西大同云岗实业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也是山西省省长特邀联络员。据刘举报，从2002年2月开始，大同市黑社会恶势力在收取保护费遭到拒绝后多次扬言要灭他全家，并且经常半夜给他打恐吓电话，勒索金额高达一亿元。

　　2002年7月13日上午，刘建日携家人为已故一年的父亲扫墓。返回途中，从树林中蹿出30多个人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刘建日在随行的亲朋好友及保镖的保护下，在旷野中奔跑了5个小时后才得以逃脱。

　　自此，成为惊弓之鸟的刘建日防备有加，行动更为谨慎，还经常疑神疑鬼。

　　少数中国富人正遭受着空前的人身安全考验。警匪电影里才有的惊险场面，不时地发生在一些富人身上，对他们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中国工商》杂志今年年初发表的一份调查表明，那些可以进入富人行列的民营企业家最大的心愿，就是“生命安全”。“除了健康以外，他们还担心种种不测风云：敲诈，绑架，勒索，威胁……”这家杂志说。

　　对于中国富人来说，除了生命安全以外，他们还面临着其他威胁：私有财产。在中国，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没有完备的法律支撑。民法典以及物权法这样涉及到私有财产的法律，经过多次讨论、修订，通过的阻力依然很大。

　　这种私有财产的不安全感，透过中国大量的资本外逃表露无疑。一项统计说，中国每年大约有2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到国外，权威人士估计，其中以民营企业所有者为主体的富人的私人资本不在少数，“他们多数把钱存在外国银行而不是去投资，认为那里安全”。

　　也正因为如此，今年“两会”上，全国工商联再一次提出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

　　从简单的贸易都有可能犯投机倒把罪的时代，到鼓励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用了很短的时间。去年，中国在政治上又给了私营企业主一个莫大的安慰：他们被允许加入中国共产党，有机会成为执政党的一员。而在重庆，尹明善则以私营企业家的身份，成为这个直辖市的政协副主席。

　　这更具有符号意义。它表明，在生命安全、私有财产安全得到保证之前，富人在政治上最早获得了安全感。

　　李海仓和周祖豹被杀后，中国迅速掀起一波关于保护富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讨论热潮。2月21日，周祖豹所在的浙江省的企业协会、企业家协会致电媒体，强烈呼吁国家和政府加快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立法步伐，尽快组织成立“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

　　从去年到现在，关于富人的集中讨论已经出现三次。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因为偷逃税款锒铛入狱，掀起了富人为富不仁和对富人征税的讨论。现在的话题是，富人的安全。

　　妖魔化富人

　　魔鬼藏在细节中。

　　李海仓死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就此做了一期节目，受到邀请的都是民营企业家，其中不乏与李海仓惺惺相惜者。当主持人提到互联网上的一则评论“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时，在场的一些人显得很是尴尬。

　　2月28日，当比尔·盖茨出现在北京时，中关村的一位富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现在对比尔·盖茨花不完的钱已不怎么动心，令他真正羡慕的是：“人家作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还生活得那么阳光。”

　　此语令人深思：中国富人为什么缺少阳光？

　　在已经倒掉的富人名单中，可以看到走私贩私获利高达66亿美元的赖昌星、偷逃巨额税款的刘晓庆、直接或间接集资诈骗数十亿人民币的牟其中……太多的富人昨天还是高不可攀的社会名流，一夜过后，就成为身败名裂的囚徒。

　　由此看来，一些富人在很多时候遭遇的安全问题极有可能发端于自身。

　　广州市妇联最新调查显示，近年来该市重婚、非法同居及婚外性行为案件呈增长趋势，其中“地下二奶”人数超过八成，文化程度较低的年轻未婚外来妹占到“二奶”总数的68.7%，她们中又有74.5%是为了摆脱生活的贫困而当“二奶”的，并且有42%的“二奶”甘愿永远不要名分。

　　颇具意味的是，在一个就“富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的随机调查中，16个被调查者描述富人形象时全都提到了“包二奶”。

　　正当许多女性去做“二奶”的时候，中国的富人们却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他们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02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中，最低限由2001年度的资产4亿元涨成7亿元，而在1999年，拥有5000万元的大陆人就可能进入该排行榜。此外，值得一提的变化是：2002年的排行榜上榜人数已经由50人扩充为100人。

　　针对中国富人的数字有很多让人悲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5.3%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财富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取的。

　　一些富人仍在不遗余力地用实际行动自毁形象。44岁的吕宗大就是其中一例。吕宗大是辽宁省辽阳市银河工业制板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因为偏好于“玩处女”而被一审判处死刑。报道说，他周围的富人朋友都喜好这种“游戏”。

　　还有一例是红颜薄命的女主持人陈旭然引发的。她被入室抢劫的民工害了性命后，却被警方意外发现有3000万元的财产，从而又牵出站在她身后的某位官员。

　　诸如此类的事例不时见诸报端，直接反映出当代中国富人阶层存在的素质隐患。

　　摆在中国富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重塑形象。

　　贫富悬殊的苦果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贫富悬殊加大。

　　有两组来自北京统计局和广东城调队前不久公布的调查数据：

　　北京市统计局说，目前，这个城市居民高低收入家庭拥有资产相差7.4倍。低收入户家庭资产平均为13.8万元，而高收入户家庭资产平均达到102万元，高收入户家庭资产总和占全市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量的42.74%。其中，家庭资产高居榜首的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经营户”家庭，资产总额高达330.3万元，是平均水平的6.95倍。

　　广东城调队也公布了这样一组调查数据：2002年广东农村高低收入户平均水平差距由2001年的4.59倍扩大到5.13倍。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全部调查户家庭人均收入比上年下降了50.1%，也就是说，去年广东有一半农村住户的收入比前年下降。

　　具有代表性的北京和广东的数字说明，从城市到农村越来越加剧的贫富悬殊成为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严重障碍。

　　更为危险的是，对富人不利的情绪在中国蔓延。在此背景下，富人的安全问题尤显突出。

　　危险首先来自思想层面。一种被冠之为“富人威胁论”的观点开始流传，意思是：巨富阶层与普通民众差异性太大，他们做基金、炒股甚至洗黑钱，直接侵犯了民众的群体利益；巨富阶层与政治官员过从甚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巨富阶层奢华甚至糜烂的畸形消费方式，使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复杂化。

　　持“富人威胁论”的人士甚至指出，贫富差距的一再扩大，必然使社会矛盾激化。

　　另一种危险来自民间“仇富心理”的无限放大。在富人们一个接一个倒台的时候，舆论有意和无意间强调了富人和穷人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为富不仁”、“无商不奸”、“杀富济贫”这样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在各种评论中。对待富人被杀事件，典型的说法是：“杀得好，富人没什么好东西。”

　　富人一些鲜为人知的发迹细节被抖搂出来，客观上验证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开始相信，真正没有“污点”的富人在中国少而又少。有媒体称，连柳传志也承认，当初，为了生存，联想曾经赖过账，走过私；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也承认，新希望饲料供不应求的时候，某省区负责销售的总经理就用了一些高水分的玉米，赚了500万元昧心钱……

　　坊间已经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有相当多的富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原罪”。有媒体报道，重庆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就曾诚惶诚恐地说，自己对普通工人抱有深深的负罪感，整日如芒刺在背。而江苏的一位富翁则在每个礼拜天都要沐浴更衣，面壁思过。

　　富人的不安全感还来自婚姻和家庭。据调查，有的富人不惑之年仍不结婚，因为太多的事例告诉他们，一旦婚姻破裂，自己一半的财产将可能被对方分割。所以，有一些富人始终找借口推迟婚期或不领结婚证。

　　此间有社会学者指出，单纯从物质上看，穷人理所当然就是弱势群体，但从精神层面分析，富人正在沦为别人和自己的奴隶。从这一意义上讲，富人也在分担着贫富悬殊的苦果。

　　富人突围

　　按照邓小平当初的设计，中国社会最终还是要回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来。现在，原来越多的人寄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去带动更多有赚钱欲望的人富起来，并说，走出精神的藩篱，帮助更多人致富，将可能是富人解决安全问题的最佳途径。

　　本月初出版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书中，关于47个样板城市“居民的赚钱欲望”调查显示：有45.31%和31.69%的被调查者分别回答“强烈”或“很强烈”。

　　“赚钱并引以为荣，赚更多的钱并更加引以为荣。”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的这句话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座右铭。

　　最新的测算表明，当下中国有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与此相对应的是，还有近5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

　　如何使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如何使5000万穷人有饭吃有衣穿，除了政府外，恐怕还得烦劳富人们多费点心了。

　　此前，有专家指出，去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在寄希望富有阶层要为下一步社会财产再分配起到自己应有作用的同时，也确认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安全。

　　而以私营企业主为主的富人阶层的生命安全又该如何保障？

　　据了解，近期频仍的杀富事件后，中国的保镖市场空前地红火起来。先前富人雇用保镖多半是为赶时髦显摆自己。这次的情形完全不同。有消息说，在李海仓遭遇不测后，沿海一带城市保镖竟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以至于一些中介机构不得不四处物色“武林高手”和退役军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周祖豹生前好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雇保镖只是求得一种心理安慰，如果有人真要害你，再怎么严密的防护都会有机可乘。

　　就如何确保生命安全的问题，一些相关专家向富人提出忠告，归纳起来，不外是三种远水不解近渴的方法：第一，用实际行动重塑富人守法公民的良好形象，消除公众的“仇富心理”；第二，合法经营，依法纳税，确立“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财富观；第三，顺应历史潮流，为中国接下来要进行的社会财产再分配做出实际的努力。

　　这种声音最近强大起来：绝大多数主流中国富人是优秀的，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然而，不幸的是，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公众应有的尊重，反而不得不替个别为富不仁者去背“黑锅”，不得不承担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也不得不用更加艰苦的努力重新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清白。尽管，对他们而言，这可能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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