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风生
据《信息时报》5月4日报道，在广州做生意的古先生因人手不足，2001年3月在档口附近张贴了一张招工广告，被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白云大队扣下身份证迟迟不还。后来，古先生把城管大队告上法庭，近日法院审结此案，一审判决城管大队扣押古先生身份证违法，城管大队赔偿古先生办（身份）证费350元。
身份证被扣留了700多天，按照法律程序获得的赔偿也不过是仅仅补偿受害人的补办费用而已。这样折合下来，一张公民身份证的合法权益受损所能得到的法定赔偿不外乎每天0·5元人民币。这样的“身价”，和法律赋予它的权利相比，似乎微不足道。
古先生在街头张贴招工广告，有碍市容，受到相应的处罚，于法有据，不足为奇。但是，像广州市某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那样，将“肇事者”古先生的公民身份证一扣了之的做法，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规定：“除公安机关依法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可以扣留居民身份证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公民的居民身份证或者作为抵押。”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公安机关是唯一有权扣留身份证的单位，并且扣留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而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随意扣押他人的身份证无疑是违法行为。如果违法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话，那么，又怎么指望违法者汲取前车之鉴的教训？
我个人这样认为，公民身份证是自己“主权”的象征，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亵渎不得，更不能将它作为扣押品要挟对方。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这样对待我们各自的公民身份证，那时，相信公民身份证就已经回复了它原来的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公民身份证，而不再是丢了再补的一个附属品。
刘海明（广西大学）
新浪网特供本报评论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