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华民族从非典事件中学什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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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3日18:34 新浪网 | ||
中华民族从非典事件中学什么? 非典瘟疫不是经济,不是政治,更不是反革命破坏,而是自然灾害。它怨不着谁,只好自认倒霉。但是怎样能使损失减少到最低,这是大可研究的一门学问。 过去对于已知的各种瘟疫,我们都有对付的经验。不管是鼠疫,霍乱,伤寒,狂犬病等等 汲取什么教训?要依靠专家,听取专家的意见,不可自作主张.比较我国政府办事和发达国家政府办事的主要区别就是人家什么事都有专家当顾问.我们解放后把知识分子看成阶级敌人,更不要说专家了,所以干了一系列的傻事.改革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但是政府在决策中依靠专家,还远远没有成为规律。这次是非典,以后可能是地震,是海啸,是放射性灾害,都得请教专家。 我们不仅仅需要传染病防治专家,这一点大家比较清楚,我们还需要各种专业知识的专家。 我们需要政治家,他们能够判断非典可能造成的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后果和对策。非典这种非常事件的突然出现,为我们创造了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机会,也会引发国际关系的新问题.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现在已经显现出来,包括百姓和政府的关系。这在事发之前是没有料到的。一个重大自然灾害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从历史的经验看,类似的问题曾经造成过什么直接结果,以及通过哪些环节扩散,造成更大范围的反应。此外,舆论界出现的各种议论,政府应该持什么态度,如何反应。 我们需要行政专家,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防止非典的措施在执行中会碰到什么障碍,成败的关键何在,执行起来有多高的成本,会不会因为加强管理而造成某些人的特权,甚至进而创造索取贿赂的机会。比如防止借故乱收费(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发布通知,禁止因防治非典而在农村搭车收费)。对失职官员的严厉惩罚会不会造成过度防范,采取一些不必要的措施来表示他们已经尽力而为,推卸责任;而惩罚过轻同样会造成不负责任的现象。因此需要研究什么样的惩罚是最恰当的。 我们需要社会学家,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信息发布后可能造成的群众心理反应,会不会发生社会性的恐慌和大范围的群众行动。比如在农村因有非典的传说,已经发生大范围的求神拜佛,请巫婆消灾。更有各种荒谬的谣言不胫而走,甚至造成混乱。(这也是过去政府封锁消息的原因之一)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中间会不会发生利益的冲突,比如对某些人,特别是来自疫区的人的抵制,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比如已经发生的因抵制政府在某地设立非典治疗区而造成的大规模骚乱。此外,非典的发生可能改变群众的卫生,保健,营养习惯,并导致生活方式的后续性影响。 我们需要法学家,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分析在非典流行的非常时期,个人自由受到多大的限制是恰当的,这些限制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在国际国内人员和商品流动的法律限制有哪些可能,依据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不同程度的限制,从测量体温到禁止通行,各由哪个政府级别有权发布。住宅区小区有无权力禁止外来人员进入,街道办,派出所,机关团体所各有多大的权限.由于非典的发生,原来的传染病防治法有没有修改的必要,如仅包括鼠疫和霍乱的甲类传染病应否增加非典。对故意传播传染病的人可以判处死刑,这会造成什么副作用。如何界定故意?隐瞒病情造成病情扩大算不算故意?在消息上隐瞒和扩大病情的法律责任是否相同.因为非典而造成契约无法履行,算不算是不可抗拒的原因。 我们也需要经济学家,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而成本最低。迄今为止非典造成的直接影响不及交通事故损失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主要影响都是间接损失,特别是防止病情扩散的损失.这次防止非典扩散远远没有做到成本最低,而是不分成本高低,只要能够防止疫情扩大的,十八般武器齐上阵。尤其是人对人彼此害怕传染而不敢接近,在北京的5月上半月几乎取消了一切国际国内会议。它的成本极大而效果很值得怀疑.经济学家也能帮助分析不许可非典防治物资涨价的利弊得失,分析禁止受打击的企业调整经营规模最后损失由谁承担,它又应该由谁承担的问题。经济学能够预见,国家不承担一般非典治疗费用,造成个别病人因负担不起上万元的治疗费用而逃跑,将病菌一路散布造成重大损失的事实。 这些问题不但需要中央的专家来提供意见,也需要地方的专家参与。从现实看,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远远没有解决好.说明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专家的知识。同时专家们自己也需要总结这次非典流行的经验教训,积累知识。(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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