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但不恐慌，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心态。面对非典，让我们敬畏自然的神秘，敬畏命运的无常，敬畏我们的对手。这种敬畏能帮助我们体会到对生命的珍惜、对家庭的珍惜、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珍惜。惟一值得我们恐慌的依然是恐慌本身。
在历史上的一个很短暂的时期，人类似乎已经战胜了流行的疾病。到20世纪后期，历史上曾经是横行一时、被认为是绝症的天花、肺结核、鼠疫等已经被人类消灭或基本上得到
了控制。乐观使人们健忘，但是，历史学家还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威廉姆.麦可尼(William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中警告："才智、知识和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quot;
20世纪末，医学家已经警告人类，传染病可能会在21世纪卷土重来。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IOM)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也把1997年世界健康日的主题定为"新兴传染病：全球警报、全球反应"。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病毒对原有的药品产生抵抗能力，导致病人死亡比例持续增加。另外一些"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军团病等粉墨登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过去20多年内至少出现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
科学带给我们的并不总是前方凯旋而归的喜讯，这次，它让我们变得更加清醒：我们的对手就在我们的身边却不露痕迹，渺小得令人忽视但是却经常表现得比人类更聪明。在这个时候，无知的自信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帮助。
是的，只要不到最坏的结局，我们可以"对付"过这场危机。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一定能够战胜疾病，也绝不是说政治可以高于灾害和风险。在传统社会，人们相信天意难测，灾难的降临是命中注定，所以他们并没有那种政府能够逢凶化吉、救灾救难的期望。到现代社会，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按照韦伯的说法，政府就是要"祛魔"，政府是人类理性和科学进步的化身。既然人们相信理性和科学能够战胜自然，政府自然应该承担消灭风险的责任。正如真理再向前行一步就是谬误，对政府的过高期望使得公众形成了一个"无限关心的政府"(caring government)的想像。人们认为，首先，政府理应有办法防止风险和灾难的发生，如果风险和灾难发生，那么一定是政府的决策失误，其次，当灾难发生之后，政府有责任承担所有的损失。这?quot;无限关心的政府"的期望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还有误导性：政府的决策失误对危机的到来可能并不负有主要责任，比如在东亚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马上转而责怪这些国家的政策失误，但实际上东亚国家宏观基本面的情况一直表现不错；政府也不可能承担所有的损失。承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责任只能对政府信誉造成更大的损害。
敬畏但不恐慌，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心态。面对非典，让我们敬畏自然的神秘，敬畏命运的无常，敬畏我们的对手。这种敬畏能帮助我们体会到对生命的珍惜、对家庭的珍惜、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珍惜。惟一值得我们恐慌的依然是恐慌本身。(经济学家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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