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2月以来，我就奔走在非典的前线进行采访，我去过所有收治非典患者的医院，一直没有忘记那特殊的一群———非典儿童。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又一次想到了这个充满着纯真的、无忧无虑的、欢乐的节日，我们应该去关心非典儿童。

　　一个星期前，我就和我采访的一些医院电话联系，想采访一个非典儿童，希望带去一些爱心，如果家庭条件不好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媒体向社会呼吁帮助。

　　我了解到，按照规定，只有广州市儿童医院和广东省人民医院收治非典儿童。

　　于是我和这两家医院联系：想对一个家庭非常需要帮助的非典儿童进行采访。

　　广州市儿童医院给我提供了一个采访对象：一对外来的打工夫妇，加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共4口人，除了男主人外，其余三人都和非典扯上关系，家里已经破产，生活非常窘迫。通过医院的推荐，我找到了俩孩子的主治医生，一名女博士。她非常客气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后，并答应马上和这对夫妇先联系，再给我答复。

　　我满怀希望地等待又一个关于非典儿童新闻的诞生。

　　但是，半小时后，我就得到了一个失望的答复：这对夫妇坚决不同意接受采访，他们说，就是再困难，他们也不需要社会的帮助。

　　我突然感到了一种鄙视的力量，我隐约地感受到了这对夫妇可能受到了比贫穷更可怕的伤害，那就是歧视。

　　这位女博士对我说，他们医院在非典时期，一共接收大约80多名儿童，其中有40个左右被确诊为非典。这对小兄妹，是她亲自去接回来的，当时已经是4月份了，他们医院接到一个消息称一对来自福建的夫妇中，妻子高烧不退，已经被送到胸科医院治疗，两个孩子，哥哥13岁，妹妹12岁，都在发高烧。女博士亲自去会诊，发现两个孩子高烧，并有接触非典病人的历史(孩子的妈妈被确诊为非典病人)，当即决定立即收到医院隔离。

　　据说，当时那一家人只剩下一个男人，在胸科医院和儿童医院之间奔忙，因为在做生意，别人知道他家的情况后，所有的人都被吓跑了，原本是贷款来做生意的，现在不仅没有赚钱，最后连本都没有了，经济非常困难，孩子入院的时候，他一分钱都拿不出来，还是医院的护士垫钱挂号的。

　　两兄妹住院10天，哥哥的诊断停留在气管炎上，康复出院；妹妹被确诊为非典，住院十多天后也康复出院了。

　　现在，孩子的妈妈也康复出院了，应该说一家人已经团聚了，是一件喜事，加上他们目前确实存在经济上的困难，按照正常人的心态，他们很需要社会的帮助。

　　但是，他们宁愿选择贫穷，也不愿意让孩子受到歧视，失去自由和快乐。

　　我突然明白了这对夫妇的选择，给孩子自由、快乐，才是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昨天，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幅新华社记者拍摄的《非典儿童的儿童节》的照片，在北京地坛医院，一名儿童，在一个隔离的、厚厚的玻璃窗后面，向刚刚送他礼物的医生挥手，显然这个儿童还在被隔离治疗。虽然，他们也有礼物，但是通过他模糊的眼神，我看见了他的忧伤和不快乐，从他眼神里透露出的信息是：他渴望早日离开这个隔离病房，才是他最大的快乐。

　　没有父母在场、穿着病号服、没有语言、只有忧伤和不快乐的眼神，这场景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非典儿童、康复后的非典儿童，都是无辜的。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他们需要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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