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纯业喝了口茶，慢慢地对记者说：“如果说运军带来的各地土产对天津的商业兴起起了较大的作用，那么各地商人的到来和各种商品的不断涌入，可以说是看中‘漕运’这块金字招牌，它丰富了天津的市场货源，加强了天津与各地的经济联系，为天津成为调节南北经济的贸易港口和商业经济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他说，明朝时天津地区河流众多，交错纵横，内河航道畅通无阻，内河航运业伴随着
漕运的兴盛而发展。
虽然现在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当时天津河、海运输业的详细情况，但是可以从史料中“万历年间在天津一次就可以雇募民船260多艘”的记载中看出当时天津河、海运输业的大概情况。
而那些“下卫”的人，不完全只是到天津购买商品，也会把自己的货物卖给各地商贩，进行贸易流通。比如在明代中叶，北方虽然盛产棉花，但由于纺织水平不如南方，使得棉花便宜布匹昂贵；而南方人多地少，无力扩大植棉面积，导致布匹便宜棉花贵。各地商人就借运河之便来回贩运，使得天津成为北棉南运、南布北销的重要枢纽。当时载布的船从天津出发，可辗转沿清苑河一直运到雄县城下销售。
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在赴辽东的船上就载有在天津购买的青梭布、深蓝布、紫花布等南方贩来的棉布。当漕船回南方的时候，又会带上南方紧俏的棉花。像这样的往来运输不仅使商人赚到了钱，而且明王朝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
据《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五》记录，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天津税监马堂上缴了“新增盐课银，凡六千五百余两，租税银六万五千余两，助琉璃桥工银五百两，无碍官银四千五百两，节省银二千两”。通湾少监张烨上缴“税银八百七十五两，牧马子粒等银二万四千三十余两，长芦盐税银二千六百两”。同年七月，马堂又上缴“税银五万三千两，盐务银六千五百二十六两”……
——这些巨额收入完全可以展现天津当时繁荣的景象，“漕运”更成了明王朝经济命脉中的知名品牌。图片说明：12t13-05《潞河督运图》(部分)，为清乾隆年间江萱所绘。图中描绘了18世纪时三岔河口一带船只相连，两岸商铺林立的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