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尧

　　非常时期，有个很多普通人都没考虑的问题：“那么多上了抗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成了不能回家的高危人群，他们下班后住哪儿？”这个问题，曾让上一线的医护人员担心，也一度令北京市的政府高层人士头疼。

　　58岁的范斌英知道答案，并且很清楚，因为他是化解这份担心和头疼的人之一。非常时期，他任总经理的北京和平里酒店被征用了，住进来的是地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据我了解，咱北京有60多家星级饭店被征用，让一线医生护士休息。光地坛医院一家，就征用了附近的4家饭店。”范斌英说。

　　4月22日晚上，一个紧急电话开始了这家三星级酒店的非常经历。“地坛医院要用咱们酒店。”酒店员工报告。范斌英说：“我边往办公室赶边想，这事终于来了。”临出门，夫人关心地问：“你们接了这活儿，明天能回家吗？”“不管回家不回家，这活儿都得接！咱不能掉链子。”

　　范斌英没有隐瞒自己当时的想法———报上一再讲，医务人员是高危人群。第一，我们接待高危人群的员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第二，疫情这么重，全体国民承担，政府哪儿来钱？咱酒店该挣的钱看来是不能挣了。第三，咱酒店的任务轻不了，要做好长期准备，因为地坛医院的任务是长期的。”

　　连夜召开经理们碰头会上，开到第二天凌晨4时，范斌英抽了整整一包烟。就在地坛医院担心能不能征下来的时候，和平里大酒店开始做起了预案：空调怎么开？床单需要单锅洗吗？怎么消毒？垃圾怎么处理？餐怎么供？怎么防护员工？“对我们这家三星级酒店来说，这些太生疏了，都要一一考虑。”范经理说。

　　他说：“虽然从4月下旬开始，北京酒店业滑坡。可我们的生意还不错，有个全国机床展撑着，出租率在80%。地坛医院的医生进来时，机床展的客人还没有走净。预案里还包括，要把预定的婚宴退掉，这是我们的餐饮强项。”

　　4月23日晨，大家按预案行动：“该汇报的汇报，我们是国企，上级是新燕莎集团，属于市商委；该打听的打听，看看别人怎么准备的；中层等着听通知。”“我们酒店管理层还成立了‘影子政府’，也就是第二梯队。46岁的谢宝林副总先在一线盯着。万一一套班子折了，后备的班子马上要顶上。”他说。“下面的员工也分了一二三线。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工程维修工是一线。为了减少接触，2／3的员工要回家待岗。留下的100多人，要求体质好、技能全面，因为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没有一个人问待遇。回家的，每月开400元工资；留下的，一线每天补助50元。因为有轮休，平均下来也就是每人每月1000多元。”范经理说：“要求留下来的，写了决心书，贴满了食堂的一面墙。

　　“我要求，员工中，只要有体温超过37度的，消息10分钟内必须传到我耳朵里，15分钟都不行。连我在内，一天量两次体温。我们只有做好，才能服务好。

　　“第一批医生，好几次说要来，但总是撤不下来，听说他们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等我看到他们，脸色都很憔悴，让人发自内心地心疼。我们的员工看了，都心疼。

　　“我们要让他们的营养跟上，肉价涨了也得买。我还担心食物中毒，这么关键的时候，如果有10个医生拉肚子，对我来说，这都是政治事件！

　　“护士节那天，桌子那么大的蛋糕，是我看着做的。大伙吃得高兴，有人脖子上、脸上都是，我们看着也高兴。我知道，他们短暂放松一下，赶明儿又要上战场。

　　“开始是租用，是我们在经营；现在不同，是政府下文件征用。什么是征用？我理解，就是停止你酒店的经营权了，你的人员，你的设备都得拿出来，服从这个大局。

　　“征用的文件说，政府会‘适当补偿’，这四个字的意义很深呀。”他说。截至记者采访时，地坛医院垫付了70万元给这家酒店，政府何时补，补多少，尚不知道。“尽管我们家底薄，是家企业，可我知道，这事儿是不能光算经济账的。”这位老总还不知道是否有税收减免的政策。

　　“你们酒店住过一线医生，担不担心将来影响客源？”记者问。他说：“这我不怕。我要看主流，不排除个把客人有想法。其实，客人主要是看你的服务。服务好，肯定有人来。当然，时间上会有个缓冲，但不会长。”

　　今天，这里的工作人员邀请记者：“医生这星期从我们这里撤了。你到我们这来消夜吧，这两天生意特别好。”本报记者进入地坛医院一线采访时，曾和医生一起住在这里。(本报北京6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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