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栈是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纽带。 20世纪40年代，天津有大小货栈200余家。图为繁忙的货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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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帮值年，独掌大权，既容易造成独断专行又容易造成贪污腐化，在广帮值年发生贪污事件后，闽潮两帮认识到了财、政同归一帮管理的副作用。于是，从闽潮两帮管理会馆以后，采用了理监事制，由潮帮的万世盛、闽帮的苏万利轮流担任管理，但行政管理与财务管理是分开的。当潮帮管理行政时，由闽帮管理财务，双方有所制约。后来由于两帮在天津的长驻商号(也称驻庄)越来越多，参加管理的也随之增加，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已经发展到两帮中9个在津驻庄的经理轮流管理。

　　“七七”事变后，会馆的管理大权操在杏发号王远勃、同泰号曾幼铮、福兴泰叶荣宗、立丰栈陈其权、同安裕的许凤轩5个经理手中，王远勃被推举为董事长，曾幼铮为副董事长。抗战胜利后，会馆将理监事制改为了委员制。在天津解放前的几年中，由于社会经济不稳定，会馆的正常业务也受到影响，闽潮两帮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会馆组织基本陷于瘫痪，名义上的会馆负责人也不愿意继续负责。

　　根据天津市档案馆资料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4月间,闽粤会馆曾对大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翻修,同时新盖了“敬主堂”,并在东西两面儿加盖四间厢房，工程记载大至灰瓦木材等建筑原料，小至为钉子、茶水等，各项费用的记载齐全详细，反映出当时会馆账务管理的严密。账簿显示，这次大修及新盖建筑共花费当时的纹银2357两。

　　1946年2月份，当时天津市立第62小学因为校舍面积狭窄，向附近的会馆借用一部分房屋作为教室，当时的会馆主楼前有一片广场，正好可用作操场，而主楼可容纳1000名学生上课，但是此事并未办成，但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会馆的建筑状况。

　　天津解放后，又改为了董事制。会馆多次向政府提出接管或代管的要求。1953年，天津市卫生局在北马路兴建第二中心医院，征用闽粤会馆的房基地。当时该会馆拆下来不少砖瓦木料，卖出后得款近3万元，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了。在1956年闽粤会馆结束时，包括两位正副董事长在内才只有6名员工。副董事长曾幼铮与3名职工合资开设一所土产贸易行，在国营土产公司争取他们转业时，他们表示愿利用会馆的一部分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不参加转业学习。而董事长王远勃自己经营了一个土产贸易行，他表示愿将其经手的潮帮房产交给政府，自己参加转业学习。

　　闽粤会馆原有房屋693间，其中闽粤会馆309间，潮帮144间，闽帮206间，义园房34间，最后会馆结束移交时，还剩下出租房屋444间半；大直沽和程林庄义地97.6亩；建设公债3700元，现金15000元。房地产全部移交房地产管理局，义地移交公用局，动产移交财政局。至此，闽粤会馆正式走完它的全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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