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院原址在现大悲院的西跨院 摄影 杜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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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北区金钢桥畔，有一座我市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寺院———大悲院。康熙年间，大悲院内的天津第一个诗社———“草堂社”点燃了天津第一次“雅文化”大爆发的导火索……大悲院本是“小文联”-本报记者王志辉

　　在金钢桥畔，有一座我市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八方佛寺院———大悲院。记者日前拜访了该院首座智如禅师，听他讲述了这座从清代顺治年间发展起来的寺院的故事。寺分两

院各尊佛像堪称绝

　　据智如禅师介绍，现在的寺院由西院和东院两部分组成，西院又叫旧庙，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康熙八年(1669年)扩建，由文物殿和方丈院等组成；东院又叫新庙，建于1940年，由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地藏殿、配殿、耳房和回廊组成，是现在寺院的主体。殿内藏有铜制释迦牟尼佛像，还塑有大悲菩萨、倒坐观音、弥勒佛、天王像、罗汉像等佛像。

　　位于院中央的大雄宝殿内曾珍藏着魏晋南北朝至明清各代铜、木、石刻等工艺和艺术水平都很高的造像数百尊。各尊佛像形态各异，造型逼真，堪称天津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草堂扩建武官捐资建寺院

　　“大悲院始建于何时，天津的史志中并没有记载。据已故的天津地方文史专家陈铁聊先生考定，大悲院是在顺治十四年到康熙四年间创建的。但我寺的大部分僧人认为，寺院是在明末清初建造的。”

　　昔日的天津城远没有现在的大，出北门不远，就已经是一片芦苇，沽水连片了。一天，当时驻天津的军队官员武备曹斌途经此处，看到一位僧人正在路边向过往行人赠送水果和茶点，便和他交谈起来。交谈当中，曹斌得知这位僧人法号世高，浙江人，不久前来到天津修建了一座小的草堂———“大悲草堂”，准备帮助路人。而曹斌恰巧也是浙江人，同乡在天津相遇，备感亲切，就把世高请到了家里。曹斌决定出资，在世高已经修建的“大悲草堂”的基础上，再建殿堂三营，使其扩建成一座像样的寺庙(原址在现在大悲院的西跨院的三层建筑)，以方便世高的各方面活动。

　　智如师傅说：“对于这段历史，《大悲院记》是这样记载的，‘禅人世高，结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予友曹君，实司武备兹土，捐俸钱继之。’也就是说，大悲院的创始人是世高大师，而建造时间，应该就是曹斌从顺治十四年到康熙四年任天津武备的八年间的事情。”文人云集寺内创设草堂社

　　关于世高其人，由于资料匮乏，目前对他的来历还未能查清楚，只是知道他是一位浙江人，在入佛门前是一位文人，喜好文学。据民俗学家缪志明称，在《津门诗钞》中并未能找到他的一首诗，甚至残章断句也没有，但在康熙年间的天津诗人张霔的《绿艳亭稿》中，有一篇《刻退居诗序》，这篇文章明确说：“退居老人，性潇洒，好吟诗……读退居中诗，或托物比兴，或与人倡答，虽脱口而出，……宛有古高士风。”文中所称的“退居”，就是世高在大悲院所居住的地方。世高既曾刻有《退居诗》，又有“冲闲淡雅”的美誉，足可以说明他在诗歌方面还是有一定造诣的。

　　那么，在文中提到的“草堂社”又是什么呢？缪志明说，“草堂”就是指当时的大悲院，而“草堂社”就是设在大悲院内的一个诗社，这就是天津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文化社团，它的出现，标志着天津的诗歌创作已出现群星灿烂的局面。

　　“草堂社”设在了大悲院，这座寺院就成了当时天津诗人们聚集活动的场所。从当时的一些诗词中可以看出，当时大悲院组织天津诗人参加的一些活动规模有时候还是很大的。如张霔的一首诗，题目是《草堂九日，同陆石麟、尹于民、龙在田、梁崇此、沈文肇、吴南荣、梁叔敏、解擎公、梁右张、胡执中限韵》，这首诗在题目里提及的诗人就有十位之多。可以想象，当年的大悲院里，文人的来来往往，人流如织。

　　缪志明指出：“大悲院曾是当时天津文化活动中心之一。但自世高约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去世以后，大悲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世高这样的诗僧，这座寺庙也就失去了往日繁盛的文化活动。世高在世的这些年中，大悲院同当时的香林苑道观(在今河北区界内的张氏问津园、狮子林桥望海楼)一起，打造了天津的第一次文化大爆炸的繁荣景象。”茫茫芦烟诗人眼中大悲院

　　据智如师傅和缪志明介绍，虽然当时记述大悲院的文章只有朱彝尊的一篇，而且记录也不详细，但想大悲院的具体景象，还是可以通过诗人的作品来了解的。

　　从当时的诗人描述来看，初期的大悲院可以说是远离市区，周围大部分地区都是荒郊野地。如龙震的《晚过草堂》描写道：“夕阳淡远楼，水气生虚凉。与客泛野艇，随风向草堂。蜻蜓时上下，燕子东西翔。茫茫芦荻烟，何处莲花香。”由此可见，当时如果想去大悲院，就必须乘坐小船，而且周围又尽是大片的芦苇，大悲院附近一片空旷寂凉。而张霔《秋月过大悲院》一诗将这种景象写得更加清楚，“野水围秋寺，烟迷路不真。莫从门外望，尽是打渔人。”淮军强征寺院被迫改兵营

　　在世高师傅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大悲院慢慢地变得越来越破败，来这里进香火的人也不是很多，对于它的记录也就慢慢地消失了。然而，在它沉寂了二百年后，一位当时声名显赫的人与大悲院又联在了一起，他给大悲院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一支军队，一支将大悲院变成营房的军队，这个人就是清朝的重臣———李鸿章。

　　天津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凤岐对记者说：“在河北区，不光有座‘望海楼’，还有一座‘镇海楼’。镇海楼与大悲院有着极大的关系，它讲述了一段大悲院的历史。清同治十年，李鸿章带领的淮军因水患由天津城南门外移驻到现在的河北区，他们选择的营地就是大悲院。淮军进入大悲院后，开始对大悲院进行一些改造，以适合军队的需要。为了望军情，淮军在大悲院东边修建了一座‘镇海楼’，它有六个面，共五层，大约高28.8米。当时站在楼上，完全可以看到天津城的全貌。”此外他们还沿大悲院墙建立了壁垒，用于防御，寺院内部用于淮军居住和训练，整个大悲院当时也不再开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的“庚子之败”。淮军建在大悲院的军事壁垒完全被毁掉了，大悲院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僧分三六九各司五行事 和尚“职称”挺好听

　　在对大悲院智如师傅的采访中，总是在想他的这个“首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称”，出家人的职务到底有多少种称法？智如师傅对此做出了详尽的解释。

　　智如师傅对记者说：“进入佛门后，处在不同位置上的僧侣有着不同的称法。刚刚入门的被称为‘沙弥’；经过学习并受戒后，就被称为‘比丘’；再经过一段时间，没有在寺内担任职务的僧侣就被称为‘清众’，在寺内负责各项工作的僧人被称为执事。”大悲院共有48位执事8个课室，在这48位执事中，一般有四大班首，即首座、西堂、后堂、堂主。除了住持之外，“首座”就是住持的顺位继承人，他和其他三位班首一起，形成了住持顾问团和智囊团。在住持不在寺院内时，四大班首还负责带领僧人研习佛学。接下来就是负责日常行政工作的“监院”、负责接待工作的“知客”、负责领唱诗经的“维那”、负责纪律检查的“僧执”、负责斋堂(即是食堂)的“典座”、负责库房管理的“库头”、负责安排来往客人居住的“寮元”等。另外还有负责用火的火头、负责用水的水头、负责蔬菜的菜头、负责厕所的净头等共40位专门有不同分工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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