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福利性的好制度，执行的结果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抑恶”的层次，“扬善”才是其根本目的。而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防止“收容后遗症”的发作，还要有更多的附加制度(实施细则)来保障救助站既不能“作恶”，更要“行善”。到那时，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好制度才算真正实现了其初衷。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公布施行，同时废止原来的
收容遣送办法。《救助管理办法》的巨大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表明了新一届政府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法律专家和人民群众意见的尊重，必将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如果此办法得以认真贯彻执行，收容悲剧就可能不再重演。
有一部好的法规值得庆贺，但也不能因此而觉得万事大吉。值得注意的是：“收容站”变成了“救助站”，断了某些人的财路，它会不会犯“收容后遗症”既不“收容”也不“救助”？就像当年沈阳腐败大案被侦破之后，有些部门干脆“我不办坏事也不办好事”，被人们称为“腐败后遗症”那样？
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一是救助站的经费由当地政府财政划拨，且不说有些地方的财政本来就很紧张，没有更多的钱拿来救人，即使是有钱，我不救助，省下的钱是我的，发奖金发补贴，干什么不行，我为什么要救助“别人”(指别的行政区域的人)？二是当“收容站”变成“救助站”，因为编制等问题，如果原来的那些工作人员大部分还要保留，这些人头脑里长期形成的“收容观念”能不能一下子转变为“救助观念”？由过去的吆三喝四变成躬身助人，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一方面是财力的“地方保护”，这就可能使一些地方对救助不太热心，另一方面是人员的观念落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只要看好摊子不出差错”的想法很容易占上风。在这个时候，如果要保证救助站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有人对救助站进行监督制约。
谁来监督呢？《救助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救助站不履行救助责任的，求助人员可以向当地民政部门举报；民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责令救助站即时提供救助，并对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纪律处分”。显然，被拒绝的求助者举报的受理者是民政部门，而救助站也是由民政部门负责主管的，其结果就好比是到“父亲”那里告他的“儿子”，这就要看“父亲”的觉悟了。而建立在“觉悟”基础上的事情往往是十分脆弱的。为公平起见，应该让第三方进行监督。最有效的，明确救助站的法定义务，而不仅仅是行政责任，被拒绝救助者可以直接到法院告救助站“不作为”，法院应该直接受理。
作为一个福利性的好制度，执行的结果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抑恶”的层次，“扬善”才是其根本目的。而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防止“收容后遗症”的发作，还要有更多的附加制度(实施细则)来保障救助站既不能“作恶”，更要“行善”。到那时，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好制度才算真正实现了其初衷。
(艾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