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截赋税武官吃空额官场贪风烈皇上也没辙

　　贪清王朝的世纪病

　　-本报记者沈沂

　　在《天津通志》中，有一段记载着天津官员因贪污被革职的句子，“乾隆三年(1939)九月十五日，直隶河道总督朱藻‘挟诈欺公，贪钱虐民’，乾隆皇帝谕令解任确审。”查阅史料，记者发现，朱藻的被革职，与其奢侈的生活，贪婪的欲望有很大关系。也正因为此，直隶总督李卫参他是“挟诈欺公，贪钱虐民”。对于反贪，清政府一抓再抓，虽小有成效，但始终难以改变官员普遍贪污之风，其中原由何在？

　　低薪薄俸困窘官员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工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非常低。一个一品大员一年才180两银子的工资，只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白新良告诉记者，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糊口都有困难。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的军费开支浩大，朝廷还不断要官员们“捐俸”、“减俸”，地方存留的公费也一律上交，上级部门还以各种名义向下级摊派，甚至直截了当要下面“设法”，以至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没有。

　　文官武将贪招迭出

　　奢侈的生活加上衙门办公的费用，使各级官员和衙门都纷纷开辟财源。管盐的吃官盐与私盐的差价；管税的吃银子的火耗；管水的每年在水利工程上刮一层油，就够本了；至于带兵的，更有“穷文富武”给予佐证他们的富裕程度。

　　白新良表示，文官、武官、京官、外官都是变着法地多捞钱。“文官是吃‘陋诡’。”也就是说，他们截留本该上缴的赋税收入，或是千方百计向百姓搜刮，“耗羡”就是主要的一种。所谓“耗羡”(或称“火耗”)本来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粮食在收交、存放、贮运等过程中会有损耗，银子在熔铸时也会有少量的损失，所以允许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加征一、二分(2—3%)作为对合理亏损的正常补贴。按惯例，这项收入也不是都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而是要分成不同的份额，馈送各级官吏。这些钱固然有一部分用于官府的开支，但多数却成了官员们的额外收入。

　　“武官则是吃‘空额’。”白新良说，武官总是多报军队人数，或是在招募时低于比国家规定招募的人数，于是这些“幽灵人口”的军饷，武官们便可据为己有。

　　天高皇帝远，外官可以大搞小动作，至于京官又如何敛财呢？“京官的钱都是外官送的。”白新良介绍，外官进京，总是要到京官的府邸拜访，少不了孝敬，这种孝敬被称为“冰炭敬”。“夏天炎热，外官要送些冰进京给京官消暑；冬天严寒，就要送炭以驱寒，所以称做‘冰炭敬’。但肯定的是哪个官员也不会拉着冰和炭登门造访，这些‘冰炭敬’都会折合成银两送入京官的口袋。另外，为得到京官的庇护，任官礼、升官礼、就职礼、年礼、节礼、寿礼等成了定规定制。雍正年间，山东巡抚黄炳每年收规礼竟多达1l万两，其中包括节寿礼、钱粮规礼、粮道规礼等等，可谓名目繁多。而巡抚一年的正项俸银只有130两，俸米130斛。”

　　康熙晚年迁就贪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卢经从事明清史研究多年，他告诉记者，清朝自入关以来，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皇帝顺治都将惩贪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从法律、行政、监察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防范、严惩官吏侵贪的措施。康熙二十年(1684)，随着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康熙皇帝开始惩处贪官污吏，大力提拔清官廉吏。当时，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清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

　　但是康熙却没有意识到低俸禄的弊病，没有在惩贪的同时解决官员的合理待遇问题。所以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为典型的几位清官也并不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并且放宽了对贪污大案的处理。如此一来，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

　　雍正成了抄家皇帝

　　卢经认为，雍正的继位在打击贪官污吏、整肃日益腐败的吏治上开创了新的局面。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严厉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即位当天使下达中央开展清查亏空的命令，限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追回赃款。对于地方上的清查亏空，雍正一改以往革职留任催追的办法，改用革职查办家产的办法。如贪官将赃物分藏在亲友家，则将其亲友家一同抄没。畏罪自杀的贪官，仍令其亲属负责赔偿。因此时人称他为“抄家皇帝”。

　　与此同时，雍正正视现实，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耗羡归公”，将全国的耗羡统一规定为每两加征五分，列入正常税收，存留藩库，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作为生活补贴和必要的办公开支。“养廉银”的数量一般大大超过原来的俸禄，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发愁了。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减轻。而贪官污吏再要在耗羡上做手脚，既直接犯法，又不易隐瞒了。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贪污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

　　雍正之所以能一举解决长期积弊，关键在于既有严厉的打击措施，又切实解决了官吏们的实际困难，使大多数人能够合法地获得较高的收入，地方政府的正常开支也有了保证，从而使真正的贪污行为失去了最普遍的借口。

　　乾隆动手剿杀污吏

　　“乾隆基本继承了前辈的政策，认为‘侵贪之弊，尤不可不急为整饬’。”卢经告诉记者，当时经济的发展，奢侈之风盛行，营私牟利已经成为做官为政的惟一目标。乾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加强惩贪的法制，明确雍正三年所定的“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之例永行停止”，使“侵盗钱粮入己数满一千两以上者”难逃极刑。同时，又宣布停止“缓决重犯捐赎例”。再者，为了加强对侵贪官吏及有关人犯的经济处罚，又新增了侵贪之案，父死子赔例。

　　加强立法的同时，宣布若干禁令。“诸如，禁止督抚收取下级馈送的土宜物件；也不许下级向督抚贡献金器；甚至严禁直隶大吏设立管门家人，杜绝收受包银……多数禁令在年终的时候还要奏报自查结果。”卢经认为，这样避免了督抚勒索下属收受贿赂，致滋官官相护之弊。

　　对被揭发的督抚侵贪案件，乾隆均亲自严厉查处。二品以上大员，因侵贪或因侵贪与另罪并罚而被处斩、处绞、令其自尽官员共四十一人，而乾隆朝则有二十七人之多，其中因侵贪被处以极刑的督抚有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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