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海关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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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黄卫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彻底覆灭了清王朝的大国颜面，割地赔款让风雨中的清王朝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伴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清王朝的海关大权沦入外国之手。1861年，天津海关正式亮相，但这时的天津海关完全是———

　　翻开市档案馆一卷发黄的档案，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天津海关津海关于1861年3月23日开关”。最初的天津海关设在东浮桥附近，1862年移到英法租界的交界处，即现在的营口道2号的海关老办公楼。天津海关成立之初，规模并不很大，除税务司一人负总责外，各级帮办、总巡只不过七八个人。随着天津逐渐成为华北工农业及土特产品的集散地以后，海关机构和人员大加扩充，陆续增加了副税务司及署理正、副税务司等职务，但这些高级管理者均为外国人。

　　从属不清上级得听下级的

　　清朝设立海关时，管辖各地海关税务司的总税务司这一职位就由外国人担任，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解放以前。地方上的海关税务司一方面要听命于总税务司，另一方面还要受清朝驻当地的海关监督大臣的管理。但总税务司是外国人，地方税务司也是外国人，而且地方税务司通常由总税务司任命，那么，地方海关的税务司听命于谁大家不用想都能猜得出来。

　　1861年，监督天津海关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走马上任，在名义上三口通商大臣的级别高于天津海关税务司，但是中国政府当时处在对外屈辱投降的政治形势下，因而三口通商大臣与津海关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畸形关系。1864年，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曾经对这两个机构的关系给了前后自相矛盾的描述，他一方面承认中国的海关监督是津海关的负责人，另一方面又称两个机构是同僚，应当协同行动。他还强调海关监督不能干预税务司的工作，又要求海关必须同监督协商办事，并保持愉快的关系，他还曾经提出过七八条做法，宗旨就是税务司在形式上要尊重海关监督，在实质上抓住实权。当时赫德以维护海关的整体性为由规定，中国政府的一切法令不能直达各地海关，须经总税务司转令，否则无效。中国政府如果提出对某些货物减免税捐，也不能由中国政府或各地的海关监督命令海关税务司执行，必须由总税务司转令才行。对于这些要求，天津海关都忠实地一一照办，崇厚以及后来的海关监督只能按照海关的意思执行。

　　清朝关税外国人全能优惠

　　事实上，海关监督充当的是清朝对外屈辱政策的传声筒。海关建立之初，外国进口的货物实行“子口税”制度，即凡是外国商人的货物，只在入关时缴纳税款，到内地以后可以任意流通，免去一切征税；而对国内商人则设置了重重关卡，每过一关就要征一次税，这对于民族企业来说不外乎是一个重创，而外国人的产品则肆意横行，大赚其财。

　　尽管外国商人可以在中国享有关税特权，但他们仍不满足。市档案局资料记载，1869年1月，法国人照会各国总理事务衙门，称法国在中国的钟表生意日益衰落，原因在于海关的关税过高，导致个别商人偷税漏税，从而削弱了其他商人的利益，影响了商人经商的积极性。鉴于此原因，请海关减免税款。总理事务衙门经过商议，认为“宽不如减”，与其纵容外商偷税漏税，倒不如干脆将税款降低，于是“函准”法国拟订钟表章程，并呈送“本衙门”。法国人制定的章程中规定，凡是进口法国钟表的商人，一律改按值百抽五办理交税手续，即入关的钟表中，每100元交纳税款5元，完税的钟表一律加盖戳记以做证据，凡是私自做伪证者，华商从重治罪，洋商则交所属国领事馆从重处罚。可见，即便对于违法的洋商，清政府也是连一个手指头都碰不得。

　　这份由法国人拟订的章程，呈送总理事务衙门以后，当然是一个字不差地照章“批准”了，只不过再经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之口再正式行文请海关一定“遵照办理”就是了。一块肥肉入口后，众列强纷纷趋之若鹜，趁机提出新的要求，结果也大多是“一一照准”。另外，当时的海关对于进口货物还实行“存票”制度，当洋货进口以后，经过加工再出口时，凭借存票即可以从海关领回已经支付的税款。这样看来，外国人管理下的海关税务司在那个时期就已经采用了“保税制度”。

　　石头剪子布海关管理轮流坐庄

　　总税务司拥有绝对的海关管辖权，当时盘踞在中国的列强谁也不愿放弃这一重要职位。考察总税务司的任命和权力，是由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各国外交使团订立的协议而来，按照规定，总税务司一职，须由对中国贸易额最高的国家推荐其本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督征关税，凡是以关税收入作担保的外债和赔款，其还本付息事宜均由总税务司掌管，借以保护有关各国的利益。也可以说，总税务司就是各国向中国讨债索赔的代理人，只不过这个代理人的人选则要根据哪个国家在旧中国的势力最强来决定。从清朝建立海关到抗战之前，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最强，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担当；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人做了总税务司；抗战胜利后，美国在中国取得强势，最后一任的总税务司则为美国人李度。

　　回顾历史，在外国人把持的海关中，英国人的势力最大。据统计，1865年在中国14个海关的71个扦子手(检查员)以上等级的雇员中，英国人占了46名，美、法各9名，德国5名，丹麦、瑞士各1名。在整个晚清时期，英国人在海关中始终保持着这种优势地位。1896年，在总共679位海关外籍职员中，英国人占了374位，德国人83位，美国人51位，法国人29位，其他国籍的洋人112位。在包括总税务司在内的54位海关单位主管中，英国人占了29位，德国人6位，美国人9位，法国人4位，其他国籍的人员5位。

　　系统管理清政府间接收益

　　本市有关历史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海关大权旁落他人之手在世界罕见，但清朝时期的腐败状况也造成了这一现象。海关建立以前，清朝的海关官员在政府中不受重视，受重视的一直是“常关”等受户部管理的国内税收管理机构，在清朝的官级中没有海关官员的品级。因此，当时负责海关的官员都是个人出资买下这一官职，然后每年自己向政府申报上缴税额，政府也不多加过问，照章收下。这一职位虽小，但油水极大，因此当年许多有钱人都争着担当此职。

　　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巨额的战争赔款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通过海关税款全部偿还，清政府这才发现海关关税是笔如此巨大的财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用了6年时间，全国的海关关税将这笔外债还清。南开大学米镇波副教授认为，如果不是按照从上至下的管理方法，海关官员仍然受制于清朝当地的管理，很可能会造成海关章程执行不利，清政府欠下的外债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还清。所以说，英国人管理下的清朝海关，一方面为英国商人进入中国创造了便利，也间接使清政府受益。如果英国人没有通过海关关税的征收使清政府看到税收的希望，清政府也决不会让英国人把持海关那么久。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天津任职达22年之久，受到李鸿章、英国商人、各国使节、中国商人的共同认可，既说明了他做人的圆滑，也说明了他办事稳妥，没有招致各方人士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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