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民政部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并将从下月实施。《细则》要求对受助的未成年人求助者加强保护。

　　对此，杭州救助站的戴站长有个想法，从8月1日起，他要把受助的人群区分管理，救助站只接受成年人的求助，流浪少儿都转入“流浪少儿救助保护中心”。细分化的管理，让孩子们更好地得到救助、保护与教育。

　　救助站里的孩子

　　□时报记者池笑旖文孙午飞

　　房门口的铁栅栏被崭新的木门取代，墙面粉刷得亮亮的，地上铺了地砖，房顶上有电风扇，靠门的地方有电视机……改造后的救助站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个“新家”里，现在住着28名流浪者，其中有12名流浪少年。他们最大的才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

　　是什么让这些孩子成了流浪者？孩子的流浪路上发生了什么故事？他们的未来又如何？昨天，记者带着疑问来到前杭州市收容遣送站。虽然这里还没有挂上新的牌子，但工作人员已经自发地转入救助站的工作模式。

　　13岁的汪志煌

　　“7月30日是我流浪的最后期限”

　　汪志煌是自己跑进记者的视线的。这个不安分的小男孩，哪里有声响哪里就有他的身影。面对采访，他表现得很熟练。不要提问，他就自言自语讲述了他从福建流浪到浙江的离奇故事。在讲述间隙，他时不时嘣出几句愤世的话，让人很难想象，这些话出自一个13岁的孩子之口。

　　“我不是第一次跑出来了。通常，爸爸一打我，我就跑。小时候，往山里面躲；现在，我往外面跑。”按照汪志煌的说法，他爸爸为了找他，已经花了几万块。这次“出走”，又是因为和爸爸的不愉快经历。

　　那天，汪志煌的爸爸给了他5元钱，并嘱咐他“不要去偷东西”，就是这句话伤了小志煌的心。他一气之下，扒火车一路流浪到了杭州。

　　进入救助站之前的风餐露宿，小志煌不怎么愿意在别人面前提。而一旦提起那个伤他心的爸爸，他也只是说：“爸爸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打我了”。在外人面前，这个世故的孩子有意地保护起了他爸爸。

　　“我8岁那年，妈妈就走了。”小志煌的口中只提爸爸，当我问起他另一个监护人时，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小家伙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没有难过，没有气愤，只有冷漠。

　　汪志煌的手上有着几道伤口，我问他，伤口怎么来的？

　　他说，是流浪过程中被别人烧的，背上还有。

　　“还疼吗？”

　　汪志煌摇摇头。或许对这个孩子来说，身体上的伤并不算什么。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老杨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和汪志煌邻居联系上，孩子父亲要亲自来带孩子回去。

　　知道他马上可以离开救助站，我忍不住问汪志煌：“回去后还跑吗？”

　　汪志煌用一种大人的口吻说：“7月30日是我流浪的最后期限，我想回去上学。爸爸说过，不上学，没出息。”

　　为什么要把7月30日定做最后的流浪期限？汪志煌不肯说出原因。这个13岁的孩子一旦面对他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时，就会表现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与沧桑。

　　16岁的俞英杰

　　这里有干净的床铺，还有“回家”的承诺

　　长期的流浪生活，在这些孩子的身心都烙下深深的痕迹。面对陌生人，孩子们习惯性地表现出两种态度———或是静默或是讪笑。

　　这些皮肤黝黑的孩子，眼神中时而流露天真，时而又显得世故。嘴里常充斥着这样那样的“传奇”故事的孩子们，流浪教会他们怎样自我保护。

　　所以，当16岁的东阳“小伙”俞英杰出现在我眼前时，我诧异。这个面孔白净的大男孩，有着和其他孩子格格不入的气质。说起自己的受助经历，这个大男孩显得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埋怨自己太傻。

　　俞英杰的父母已经离异，现在各自在外地打工。英杰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前段时间学校放暑假，英杰想去看望住在桐庐的外婆。可没想到，这趟暑期的旅程竟会波澜重生。

　　在杭州，俞英杰遇到4个自称是江苏人的骗子。他们告诉英杰，因为没钱，刚被房东赶出来，他们想和英杰一起凑合过一晚。

　　单纯的俞英杰相信了。他把身上100元钱给了4个骗子，自己只留下20多元钱。骗子们说：我们去找住处，等会带你过去。

　　可是他们一去不复返。手上握着剩下的20多元钱，俞英杰回不了家。他从这条街流浪到那条街，饿了，买几个包子吃；困了，在商场的拐角窝一窝。

　　走投无路的俞英杰最终向110求助，之后，他被转入杭州市救助站。这里有干净的床铺，有一天6元的伙食保证，还有“回家”的承诺。

　　英杰说，救助站已经帮他联系家里人了，再过两天，他就可以离开。“我现在只想回家。”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受骗经历和短暂的流浪生活，在他的心里留下无法抚平的伤痕。

　　11岁的李楠楠

　　“爸妈打我的头”

　　从遣送站到救助站，老杨在这儿一工作就是十几年。老是对着流浪少年，59岁的老杨都成了孩子王。可就连老杨也无法从李楠楠嘴里撬出更多的话来。

　　11岁的李楠楠来自安徽。老杨说，楠楠的爸爸妈妈就在杭州打工。一星期前，她爷爷把孩子领走了。可没想到前天，楠楠又跑回来了。问她什么原因，小姑娘老低着头，一会摇头，一会又点头，让人摸不着头脑。

　　站在面前的李楠楠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不敢正眼看我。她的衣服已经很脏，肩膀两旁有着很明显的擦伤的痕迹。

　　我拉着楠楠的手问：“不想回爸爸妈妈那儿吗？”她点点头。

　　我继续问：“为什么？”楠楠沉默不语。旁边的流浪伙伴却插嘴———他们打她。

　　“爸妈打我的头”，楠楠低着头，突然冒出一句话。小家伙蜷缩着肩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不忍心继续这个话题，于是转问她：“楠楠在上学了吗？”

　　“上的，在合肥，和爷爷奶奶一起。”

　　“我不想回杭州的家，我想回合肥的家。”

　　楠楠和小伙伴安安静静地去看电视了。这个貌似温顺的小姑娘，骨子里却隐隐地透着股倔强。在被送走之后，之所以又跑回来，是因为她已经把这儿当成了庇护所。在这里，不会被太阳晒被雨淋，不用怕吃不饱睡不好。

　　当然，也没有人打她，伤害她。

　　救助站救助期限一般不超10天

　　前天，民政部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根据细则规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细则说，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以上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

　　细则要求，对遗弃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监护人，责令其履行抚养、赡养义务；对确实无家可归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应当给予安置。

　　《实施细则》中规定，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情况确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实施细则自8月1日起施行。

　　救助站庇护所还是心灵家园

　　孩子求助上门，救助站自然不能将他们推在门外。

　　老杨说，等孩子住下来后，他们一般会联系孩子的家长，让他们把孩子领回去，或者由救助站派专人送回；而像一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救助站还会和家长沟通，教育家长，甚至督促有关部门进行关注；对于一直找不到家长的孩子，救助站会把他们转到下属的“流浪少儿救助保护中心”，暂时由那里担负起教育照顾孩子的责任。

　　老杨说，救助站里的孩子是最难办的。他们出走的情况比较复杂，大多是父母离异，孩子们平时得不到完整的爱和妥善的教育，有些甚至遭遇家庭暴力。这些孩子，在社会上游荡时间长了，容易沾染不良习惯，性格上变得我行我素，盲目性强，很难教育。

　　其实，浙江省从1996年开始，就在金华、杭州、嘉兴、温州、湖州等市分别设立了“流浪少儿救助保护中心”，针对流浪少儿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心理特点和思想转化情况，在教育方法上，采取循序渐进的程序，通过校规期教育、感化期教育、矫正期教育、回归期教育等多种方法，让他们走上正途。

　　救助站的戴站长说，他有个想法，就是从8月1日起，把受助的人群区分管理，救助站只接受成年人的求助，流浪少儿都转入“流浪少儿救助保护中心”。细分化的管理，将让孩子们更好地得到救助、保护与教育。

　　但是，流浪少儿仍然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流浪的苦涩经历，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的痕迹，将是很难磨灭的。他们如何在这阴影下面对未来？他们心中的结，又有谁能解开？

　　无论是“救助站”还是“流浪少儿救助保护中心”，都只能是这些孩子们暂时的庇护所，不是心灵家园。他们前面的路，还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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