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全国第一对双方都是HIV阳性的四川省资中县公民镇37岁的曹学良和33岁的王代英举行盛大仪式，喜结良缘。此举在我国艾滋病问题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首先，艾滋病人的公民权利得到了实际的落实。尽管没有任何一条法规规定艾滋病人不享有正当的公民权利但实际上艾滋病人的婚姻权利在“社会利益”的旗帜下，是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剥夺的，时至今日，不是也还有些地方政府宣称不给艾滋病人结婚“放行”吗
？可见，婚姻对普通人来说，固然是“私人”事务，但对眼下的艾滋病人来说，却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政府的“干涉”。艾滋病人婚姻权利的不完整，表面看来只是艾滋病人自己的事，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公民权利的受侵犯，就意味着所有公民权利受侵犯的可能。因此曹王二人的婚姻，本质上具有检验公民权利实现程度的性质，因此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新闻。令人欣慰的是，曹先生、王女士天遂人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象征着我国政府对公民权利的重视越来越落到了实处。
其次，曹先生和王女士的婚礼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与我国艾滋病问题严峻的形势和政府、公众对艾滋病、艾滋病人认识和态度的现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无庸讳言，到目前为止，艾滋病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在这方面，面子常常掩盖事实，偏见常常战胜科学。显然，这种认识和态度不仅对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并无益处，而且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也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对相当一部分出于贫困和无知而感染艾滋病的社会弱势人口更是显失公平。
事实上，不论具体的艾滋病患者是如何感染上这种“世纪绝症”的，只要其一旦成为病人，对他们的任何歧视、指责和抛弃都是不应当的。负责任的社会、负责任的政府应当施以援手，救死扶伤。以此观之，一些地方对艾滋病状况的三缄其口、预防、应对措施的迟滞，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慌和歧视，都是值得警醒和反思的。政府和公众的警醒和反思应当从彻底改变对艾滋病、艾滋病人的态度入手：应当给予艾滋病人以“国民待遇”，不是把艾滋病人隔绝于社会，而是让他们能够继续自己的正常生活，使他们在时刻面对艾滋病魔威胁的情况下，能够尽可能多地体会到政府和社会的温暖，而不会强化其无助的绝望。如果说，艾滋病的泛滥是大自然对人类社会过于物欲化的报应的话，那么社会绝对不应当再以过于功利的方式，将艾滋病人推入歧视和冷漠的境地，而使部分深感绝望、痛苦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以不正当的方式反制社会，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防范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实际上，在医学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战胜艾滋病的情况下，人文的光辉一定会在人类与艾滋病的角力中发挥难以预见的巨大作用。
正是因为以上不是原因的原因，使本来绝对不应当成为新闻的事件成为了新闻。应当说这既是眼下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亟待进一步完善的证据。什么时候当最私人不过的婚礼除了能在至爱亲朋间激荡起欢乐的涟漪外，公众再不会为之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的话，也就是艾滋病人完全回归社会的时候了。因此我要说，人们对曹王婚礼的关注和祝福固然体现了社会的善良和美好，但只有当艾滋病人的婚礼不再成为新闻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最好的礼物奉献给艾滋病人及其家属。
□本报特约评论员杨凤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