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看待北京“绿卡”

　　□本报实习生 赵黎

　　7月1日起，北京市再次降低《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办理门槛，使“北漂”一族看到了更多的希望。短短十几天，便有上千家单位提交了申请，100多人成功得到了“绿卡”。根据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国(地区)、外埠在京设立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可以向人事部门提出申请；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并取得学士(含)以上学位的人才；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当资格、资质的人才；对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及特殊领域、特殊行业的紧缺人才有申请北京“绿卡”的资格。

　　“绿卡”的门槛低了，但总量控制的政策仍不能满足所有“北漂”的愿望，北京人与外地人的界限还是存在，对于“绿卡”，几家欢喜几家愁。如何冷静看待这一改革，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于安教授。

　　问：申请北京“绿卡”的门槛降低是继上海、深圳、广州、厦门、海南等一些城市“蓝印”户口制度后的又一户籍制度改革措施，户籍制度正逐渐放松，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一改革的？

　　于安：北京“绿卡”的改革是一个制度创新，是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进行的改革，应该予以高度评价。从申请《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具体条件来看，这次的改革体现了几方面：

　　一是建设有效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包括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这次改革把劳动力自由流动市场化，把它看作是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制度，是北京市推动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的制度化措施。人才流动的问题以前也提出过，但关键是要使流动有制度的保障，人才能够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在北京火车站有标语：“欢迎你到北京来”，来了能做什么，是放弃原有的社会保障待遇，从头做起，还是能与北京人进行平等的竞争？北京市降低申请《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门槛是为人才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条件，是有效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

　　二是完善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理论上讲市场经济需要公民有迁徙自由权。宪法没有明确地把迁徙权列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宪法也同时规定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赋予公民迁徙的权利。北京市的做法是为迁徙权成为基本权利创造条件，积累经验。

　　迁徙权是竞争的需要，没有外来因素的竞争不是充分的竞争；迁徙权是健全民主制度的需要。少数人为了使自己的意见被大多数人认可就会迁徙———换个环境表达自己的权利，这是民主的一个应有之意；迁徙权是社会健康的保证，健康的社会必然是宽容的社会。

　　三是打破劳动力的区域分隔。公民的生活与出生地联系起来，是计划经济的特征。《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不只是公安机关维护治安的证件，也是持卡人享受政府分配资源的资格证。

　　问：北京市在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时实行总量控制的原则依据是什么？

　　于安：劳动力的区域管理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是对人口数量的管理，这一条到现在仍是有效的。数量的控制是为了保证必要的生活水平所需的资源条件，使市民能过上达到一定水准的生活，生活资源是稀缺资源，比如北京的水资源就很匮乏，吸引人才要有经济的代价，所以条件的限制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不必要的恶性生存竞争。

　　问：申请条件规定必须由申请人所在的单位提出申请，对于这个程序因素应该怎样理解？

　　于安：由单位证明申请人的知识结构与北京的城市需要有结合点，这是市场的标准，是有条件地吸引人才。各国各地区对本地人口发展规划有各种目标，比如加拿大就有投资移民。

　　问：北京“绿卡”门槛降低有利于北京建立“人才之都”，其他的城市户籍没有北京“绿卡”和北京户口的吸引力，在北京成为人才之都的时候，一部分城市面临人才匮乏，怎样看待这样的竞争？

　　于安：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才向有需求的地方流动，向条件好的地方流动，集中是必然的。既然承认了人才流动的自由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但这样的竞争要适度，所以有总量控制的原则。人才流失是压力，人才的过度集中也是压力。我认为这次的改革限定的条件比较低，没有形成人才梯队，没有对人才进行细致的分类分档，容易造成恶性竞争。这个政策刚刚出台，还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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