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着纽约第二中国城之称的皇后区法拉盛的一座写字楼里，背景不同、年龄各异的中外人士连日来聚集在这里，他们或表情凝重地观看由数百幅照片和文字说明组成的日军细菌战罪行展览，或认真倾听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演讲，这就是主题为《从1942年日军细菌战看今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巡回展览和研讨活动的一部分。

　　来自中国大陆的社会活动家中有人们熟悉的王选，这位被国内多家媒体评为“2002年度人物”的细菌战受害人诉讼团团长依然是那样的充满激情，那样的忙碌。她或是用富于感染力的话语向在场的听众发表演讲，或是到处走动与各界人士交谈，仿佛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不过令这位替180名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历史公道，四处奔走，取证出庭，奋战了8年多的坚强中国女性感到欣慰的是，已经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她的行列，更多的海内外有识之士对她所致力的事业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巡回展览只为公理

　　王选在公开的讲话中和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始终强调，过去的事并不是她一个人做的，媒体评选她为“2002年度人物”主要是对她和她身后的一批支持者所做的事的肯定。但是，毕竟当她几年后再度踏上美国的土地时，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来自社会各界的团队与她共同奋斗，他们致力于让世人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中国受害者讨回公道的事业。与王选同行的另外6人中有中国政府官员、私营企业老板和为此事大声疾呼的新闻工作者。

　　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争罪行研究所所长杨万柱曾任抗战期间细菌战的重灾区——湖南常德市副市长，在他任职期间，常德市出资5万元出版了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书籍。他后来调到湖南文理学院的前身常德市师范学院，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更直接、更积极地投入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研究。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学院成立了细菌战争罪行研究所，并由他出任所长。杨万柱在发言中指出，常德是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重灾区，死于细菌武器的无辜平民成千上万，细菌战对该地区环境的破坏是长期的，当地至今还有人患烂脚病。学院成立研究所的目的就是要抢救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追究这一罪行。他呼吁与全世界的华人和其他爱好和平人士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常德受害者调查委员会主席陈玉芳是市外办主任，她曾长期从事受害者调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日军罪行：一户人家几天之内就被日军投放的鼠疫杆菌夺走了11条人命，开始时还买棺木，做道场，可是没有多久，连做道场的和尚也被感染送了命。

　　该委员会副主席王一新是一位私营企业老板，他说，自己参加声援起诉日本政府细菌战罪行的活动只是出于身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道义，他此次深深为海外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准备回国后筹办一个细菌战争罪行博物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来自中央电视台和甘肃电视台的编导郭岭梅和高宏明也都是积极参与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闻工作者，郭岭梅还在座谈会上放映了由她制作的专题片《不只是731》，该片记录了遍布日军各建制、打着“防疫给水部队”旗号的细菌分队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以诉讼逼日本认罪

　　王选在讲话中指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实施细菌战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使用武器的种类之多，对中国军民造成的伤害之严重，都超出了一般人想象。她说，日军早在30年代就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系统地大规模实施细菌战是在上世纪40年代，范围遍及整个中国战区，使用的细菌包括炭疽、霍乱、鼠疫、痢疾、伤寒、副伤寒等几乎当时拥有的各种菌类，而被日军细菌武器杀死的中国人的数字至今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也有80多万人。仅以陈玉芳介绍的常德的情况为例，1941年日军飞机在常德上空投下大量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鼠疫，当时国民政府的档案记录表明死亡数百人，但后来经过他们的深入调查，有名有姓、有传染途径的死难者就达7600多人，有一个村子的390多名村民除一人外出做工幸免于难外全部被害。

　　王选指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实施细菌战的国家，日军人为地制造致命性的疾病流行，毁灭性地杀伤无辜百姓，破坏自然环境，其残忍恶毒可与德国纳粹实施的种族灭绝相比，是人类文明不可饶恕的罪恶。但由于战后日本政府刻意隐瞒，美国也为了获取有关细菌战的资料而对相关事实严加封锁，以至于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很少。中华民族有义务追究侵华日军反人类的战争责任，维护被日军细菌战残害的无辜同胞的尊严和权利。王选特别强调说，诉讼的目的并不全在于得到经济赔偿。还在于通过诉讼来揭露历史真相，讨还公道，民间赔偿不失为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谢罪的一种合适的方式。

　　积极调查拿出证据

　　王选说，她对于有像常德市前副市长杨万柱和常德市外办主任陈玉芳这样的政府官员来加盟感到高兴，有他们的支持和推动，工作在常德开展得就比较顺利。但她强调，不要把这件事搞成一个政治运动，下一阶段最重要的是拿出实际的调查研究成果，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应当考虑如何从各自的角度发挥作用。

　　她说，与日本政府打交道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调查和研究基础上，通过严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拿出确凿的证据，确定事物的因果。王选说：“对于日本会怎么样，我并不太关心，日本欠下的债，迟早得偿还，我用不着替它发愁。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到底有多少同胞受到了伤害，这一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必须搞清楚，否则受害者就白白送了命，也让罪犯逍遥法外。”

　　王选指出，要重视联合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力量。她回忆起在多伦多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她倡议发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细菌战罪行的国际性调查，引起了许多国家学者的强烈兴趣，但后因非典疫情的发生而被搁置了下来。她说，她将尽快着手对此事进行探讨。

　　参加活动的几位中国社会活动家都对记者强调说，他们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但是两国人民基于历史事实，对那场战争正确的共同认识，是两国相互理解以及真正友好关系的前提。

　　专门从旧金山赶来参加活动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旧金山分会会长张培介绍，他们发起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利用美国朝野各界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关注，让国际社会了解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并迫使日本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向中国人民谢罪。据他介绍，除纽约外，王选一行7人还将到芝加哥、圣路易、华盛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美国大城市，每到一地，都要举办座谈、展览、接受媒体采访等活动。

　　背景链接：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

　　细菌战是当年日本侵略者企图吞并中国、征服世界的秘密战略手段。在侵华战争期间，以石井四郎为首的日本细菌战部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731、关东军100(兽类)、华东1855、华中1644、华南8604、南方9420等细菌战部队及其分支部队，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和实战攻击，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战争罪行。战后美国为获取日本细菌战研究与实战成果，包庇了石井四郎等大批细菌战罪犯，使日本细菌战罪行得不到追究和清算。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日军细菌战黑幕的逐渐揭开，一些中国受害者及家属开始调查当时那场人间浩劫的真相。

　　1997年，由浙江和湖南等地细菌战受害者组成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东京地方法院经过5年27次庭审，在2002年8月27日作出“当时的731部队等在陆军中央的指令下，将细菌武器应用在实战上，造成诸多当地民众死亡”的一审判决，但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王选，上海人，祖籍浙江义乌，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精通英语、日语，1987年留学日本，1995年开始自费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两年后成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2002年被多家国内媒体评为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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