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天津成为北洋水师成军时的重要基地，其主力舰艇“定远”、“镇远”、“济远”都是在大沽海面接收的……

　　水师学堂领航北洋舰队-本报记者王志辉

　　父亲大人福安：

　　敬禀者，前书因心绪荒(慌)乱，故启衅之事未尽详陈，兹复录而言之。日本觊觎高丽之心有年矣。兹值土匪作乱，高兵大败，将至王城，危在旦夕。高王请救兵于中国，中国兴兵靖难。日本乘此机会亦兴兵，名为保商，实为蚕食。……以儿愚见，陆战中国可操八成必胜之权，盖中国兵多，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战只操三成之权，……两军交战，必致两败……北洋员弁人等，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然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已。有家眷在威海者，将衣父亲大人福安：

　　敬禀者，兹接中堂来电，召全军明日下午一点赴高(朝鲜)，未知何故。然总存一死而已。儿幼蒙朝庭(廷)造就，授以守备，今年大阅，又保补用都司，并赏戴花翎，沐国恩不可谓之不厚矣！兹际国家有事，理应尽忠，此固人臣之本分也，况大丈夫得死战场幸事而。父亲大人年将古希(稀)，若遭此事，格外悲伤，儿固知之详矣。但尽忠不能尽孝，忠虽以移孝作忠为辞，而儿不孝之罪，总难逃于天壤矣！……伏望勿以儿为念。……若叨鸿福，可以得胜，且可侥幸，自当再报喜信。幸此幸此！儿京莹又禀。

　　这是一封由天津水师堂学生、北洋海军左翼左营都司、“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在甲午战争前写给父亲的遗书，他在1894年甲午中日黄海海战中，与管带林永升等全舰200余名官兵共沉黄海，壮烈殉国。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王记华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中披露了这封遗书，从原件字迹及语气来看，很显然是前后两次写成的。前半部字迹工整匀称，语言从容，但最后一句“有家眷在威海者，将衣”，没有写完即突然停笔；后半部则字迹潦草，大小不匀，显系仓促之际完成。然字里行间，对国家的忠心、对亲人的情爱，表露无遗。“甲午海战中英勇捐躯的，很多人还都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从大沽炮台、大沽船坞、北洋水师学堂到大东沟海战，天津和北洋水师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旅游有限公司刘春庆副总经理说。北洋水师骨干多天津学生任要职

　　据天津市工会干部管理学院副教授、民间收藏家缪志明介绍，1880年成立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虽然不是清朝第一个成立的近代海军学校，但由于课程设置合理、教育质量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为出色的海军教育学校。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艇中，都有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在任职，如“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天津人，又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鱼雷二副杨建洛、驾驶二副黄祖莲、学生黄承勋；“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枪炮二副韩锦、三管轮王举贤；“来远”舰鱼雷大副徐希颜、船械三副蔡灏元，甲午战前调任“广丙”驾驶二副。

　　在大家广为熟知的邓世昌统率的“致远”舰，天津学生更多。“致远”舰帮带大副陈金揆、鱼雷大副薛振声、“致远”鱼雷二副黄乃谟、鱼雷三副杨澄海、船械三副谭英杰，这些校中学友，军中同船，更是在海战中奋力歼敌壮烈殉国。而“致远”船械三副郑纶这位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在海战后获救，在清朝末期重建海军时任“江利”舰管带，民国时历任海军军衡长、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南京雷电枪炮学校校长等职，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中一位重要人物。“靖远”舰驾驶二副祁凤仪、枪炮二副洪桐书、船械三副温朝仪、船械三副郑祖彝这些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在海战中也是英勇拼杀，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书写了闪亮的一笔。船械三副郑祖彝清末重建海军时任舰队一等参谋官，民国时曾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为后来的中国海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大沽接收主力舰北洋水师天津成

　　天津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成为当年北洋水师成军时的重要基地，其主力舰艇“定远”、“镇远”、“济远”等全部都是在天津大沽海面接收的。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军事史编委会有关人士介绍，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已拥有舰艇25艘，基本上具备成军条件。同年八月，清政府颁发《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成军。天津作为一个军事重镇，是北京的门户，李鸿章极为看重，于是在北洋水师成军时，就成为了其主要的军事基地。北洋舰队主力舰定远、镇远、济远从德国归国后，就是由丁汝昌在天津接收的。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五，“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到达大沽口，十月十一日(农历)，李鸿章率丁汝昌等人验收军舰，次日出海试航。当天北风劲吹，波涛汹涌，但是舰船行驶十分平稳，李鸿章非常满意。他在十月十八日的奏折中向清政府报告了这些船的优点。原本从英国订购的后继舰“致远”、“靖远”和从德国订购的“经远”、“来远”在建成后也要在天津海面试航，由于大沽口封冬，才改在了厦门过冬，但天津水师学堂的陈京莹等人被调至各舰编制下，并远赴英、德两国，驾驶军舰回国。1887年七月二十五日(农历)，飘扬着清政府龙旗的“致远”等4舰，由马尾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历届毕业生组成的舰员，在邓世昌、林永升等人的带领下起锚回国，加入北洋水师，成为清政府进口的最后一批主力巡洋舰。济远管带临阵逃水师学员撞吉野

　　在大东沟海战前，曾经有一场不大也不小的战斗，它成了中日甲午海战的导火索，而在这个导火索中，出现了天津水师学堂学生不屈的身影。据海军司令部军事史编委会有关人士介绍，1894年7月21日，清政府雇英国商船三艘，运兵2500人赴朝，以增援先期到达的叶志超、聂士成部，并派“济远”、“广乙”护航。25日清晨，二舰完成护航任务后，由朝鲜牙山湾起碇返航，行至牙山口外丰岛附近海面时，突遭“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日舰袭击。

　　“济远”管带方伯谦在日军开炮后，便躲入舱房，“坚匿不出”，置全舰于不顾。帮带大副沈寿昌和二副柯建章“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而方伯谦“尚迟不发”。在此关键时刻，沈寿昌当机立断，“屹立司舵，并指挥炮手还击”。“济远”发射的炮弹将“浪速”舰上的“信号索打断”，并击伤左舷船尾。正鏖战间，一发敌弹飞至，击中“济远”望台。大副沈寿昌头部中弹牺牲，二副柯建章立刻接替指挥战斗，不多时，敌舰又一炮击中前炮台，柯建章中炮洞胸殉国。黄承勋当时是舰上的实习生，见大副、二副先后牺牲，愤然登上望台，指挥士兵继续战斗。正在召集士兵装弹时，敌炮又至，将黄承勋一臂击断。士兵将其救入舱内，准备裹伤治疗，黄承勋摇头制止道：“尔等自有事，勿我顾也”。说完，闭目而逝，年仅21岁。在舰艇管带方伯谦置全舰将士于不顾时，挺身而出英勇献身的这三位中级军官，全部都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

　　公元1894年9月17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中午11时左右，中日两国的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海战。在这个不普通的日子里，众多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的身影又一次闪现。根据资料，天津学生在当时基本都是舰艇中一线基层军官，在他们的指挥下，炮位的士兵们向日军发射了一颗又一颗仇恨的炮弹。

　　甲午海战中，最为让人熟知的恐怕就是“致远”舰和它的管带邓世昌了。当时在管带邓世昌指挥下，“致远”号与敌奋战，中弹累累。在激烈的战斗中，炮弹垂尽。这时，恰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大副陈金揆亲自掌舵冲向“吉野”。但不幸的是“致远”被鱼雷击中，锅炉迸炸，舰身破裂而沉没。全舰官兵除7名遇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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