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

　　本报记者 林坚

　　顾海兵（以下简称顾），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三年前开始关注并研究院士制度问题，今年初，他牵头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在四个月时间里，参考了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相应机构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院士制度的不足之处和探寻改革方案，发布了《吸引发达国家经验教训，改革并改掉我国院士制度》的课题报告。

　　《国际先驱导报》：最近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过程中，第一轮刷下了许多高官和老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请问您对此事如何评价？

　　顾海兵：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院士选举、也就是操作层面的问题，至多也就是学术风气、学术道德出了问题。但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如果院士不是国家规定的“代表了工程科学界的最高成就”，如果院士不是权力远大于义务，如果院士不是终身制，会有这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吗？

　　当然，任何一个制度都会出现操作上的漏洞，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本质的制度问题。我一贯的看法是，院士制度是一个有天然缺陷的制度，在这个错误的前提下，出现漏洞是不可避免的。

　　《国际先驱导报》：您说的院士制度的“天然缺陷”表现在哪些方面？

　　顾海兵：最主要的一点是，学术界就不应该搞等级制，不应该搞什么最高头衔。学术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打破权威的过程。如果给一部分人封一个像“王”一样的最高荣誉称号，显然不利于别人创新。比如一个院士和一个普通的教授学术上展开竞争，就是不平等的，你都已经是“最高学术成就”了，让别人怎么跟你竞争呢？

　　军队可以搞等级制，因为它有明确的敌人。管理可以搞等级，因为有具体的目标。但是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一个民主的、个人的行为，每位科学家面对的是自己的项目，而不是共同的敌人或具体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术等级应该越少越好，最好没有。我觉得最理想的情况是，学术界应该只有底线而没有顶点，就像律师、医师一样，有一个最基本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就可以了。

　　等级制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给予了院士过多的关注和荣誉。在这个头衔下，院士什么问题都要参加。除开社会活动，就拿科技活动来说，制定科技研究规划的是这一批人，领导具体项目研究的是这一批人，最后评定项目成绩时还是这一批人，这是典型的“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怎么可能实现学术进步？

　　《国际先驱导报》：但是世界其它国家的院士制度也是在搞等级制吗？

　　顾海兵：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我国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学习时，在院士制度这个问题上是有误解的。

　　首先，世界上除了俄罗斯等极少数国家外，都没有院士制度。而且就我们掌握的资料表明，俄罗斯的院士制度也有很多争议。英美等国的相应机构都应该叫学会，其成员叫学会会员。学会和科学院的最大不同在于，科学院是一个实体，而学会是一个学术界自发组织的松散机构。他首先不由政府领导，其次会员不领取任何报酬，还要缴纳会费。

　　其次，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学会会说自己是本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他们最多表达成“最优秀之一”。虽然加入某些学会对于科学家来说确实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但是不加入也没有关系，没有人会因为你没有加入某个学会而认为你就不如学会的会员，这和咱们国家的现象截然不同。

　　《国际先驱导报》：但是我国设立院士制度的初衷之一就是要鼓励科技界的竞争和发展。您认为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肯定科学家的杰出成果？

　　顾海兵：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很难起到这个作用。如果院士选举完全是在搞内耗，一群学者整天忙于参选和评选，哪里还有时间来搞研究。王选院士曾经说，人过了50以后就很难创新了，这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科学家的肯定应该通过市场方式来体现，这是最经济和最科学的。现在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对科学界的奖励制度和专利制度，这两种制度足以改革院士制度。因为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做得好，你可以拿去评奖或申请专利，这样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最有说服力的。

　　奖励制度和专利制度都由一个特点，就是对事不对人，你这次这个研究很好，给你颁一个奖，下次不好可能就得不到奖。相反，院士制度是对人不对事，不管你这个人现在在做什么、将来能够做出什么，都预先确定了你就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比起院士制度，专利制度和奖励制度更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科技大奖的发明一等奖已经连续六年空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六年来都没有出现有说服力、有国际竞争力的发明。有的省份，工程院院士很多，但是专利非常少，我们国家这么多大工程，却没有多少自己的专利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每年评选那么多工程院院士有什么意义？

　　我一直问，我们应该拿这个院士制度来做什么？我们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排名是很后面的，可以说，很少有国际顶尖的研究成果。那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评这么多院士，说他们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又有什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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