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的悲哀（讲演）

文学教育的悲哀（讲演）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22日12:00 新浪观察

作者：薛毅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我总在想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我上的课，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话语能给在座的各位带来什么。这也应该是诸位要考虑的问题，诸位以后要毕业，师范大学的学生按道理说是要做中学教师的，你们以后在课堂上的滔滔不绝能给中学生带来什么呢?当然，我完全知道.诸位中大多数是不愿当教书匠的(笑)，这就使我的工作的意义失去了一大半，我今天的演讲也没有多少作用(笑)。但我不想为此而谴责诸位，不当中学教师有很多理由，除了工资收入问题外.有一个理由不可忽视：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也不需要什么文学感悟力、想象力，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你必须按照上面的要求来讲，不能有任何不同，要不然，领导不愿意，学生和家长也不会放心，以后会考、高考出问题了怎么办?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的才能还有机会发挥吗?以前，我总对学生把当中学教师这件事看得太容易而不满，现在看来，他们说得有道理，书上什么都有，碰到生词可以查词典，学生询问课外问题你回答不出也无伤大雅，那还不容易?只要刻板地照搬照抄就行了。但这里面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昧。(台下：大学里不也这样吗？)我完全同意。有一个诗人李亚伟写了一首诗《中文系》：“中文系是一条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然后再去撤网……”我就算是被网住的鱼儿。鱼儿离开了水，没有什么活力了(笑)。客观地说，大学稍好一点，你们的自由度比中学要大，有些鱼儿比较灵活，没有被网住(笑)，但整体上没有大的变化。昨天，我听说一件事，一个学生顶撞了一位领导，她说：“为什么只给我们压力，不给我们魁力?”这话我听了非常难受，我们，包括我目已，在大学课堂上所讲的文字，还有多少文学魅力呢?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在使人的心灵变得超来越简单、狭窄，越来越教条、刻板。而我们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了，简直就是牢不可破的传统了，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使它延续下去。本人同样是这种文学教育的产物，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尽管时时在反抗，但个人的力量无法与一种庞大的传统相较量。诸位也在反抗，比如，逃课就是一种反抗，看武侠小说，看言情小说，就不看老师指定的作品.也是一种反抗(笑)。但反抗的效果总不理想。　　依照李亚伟的说法，本人就是鲁迅的“随从”和“秘书”，是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的人，但有一些人连当秘书和随从的力气也不愿花，对鲁迅作品的解释简直荒唐透顶。比如对(药》的解释，你们每一位都知道，说它的主题是反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这帖“药’失效了，因为它脱离群众，所以革命应该另求新药。我在中学里都相信了这种说法。我们还能感受那些细节所包含的震憾力吗?那黑夜中观看杀头的场面，那演着血的人血馒头，那阴冷的坟场……本来我们能够感知这一切的，但那种解释却破坏了我们的感觉系统.使我们都患上神经官能症，都变得麻木了，我们的皮肤成了一层厚厚的围墙铁壁，丧失感知力了。崔健有一首歌唱道，“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跑在那逃出医院的路/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快让我在这雪地里撒点野…”注意，没有感觉是几代人的大病：对《孔乙己》我们仿佛有感觉。老师强调他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一面津津有味地讲述他的可笑行为，课堂气氛很活跃。我们在课堂上与老师一起笑，笑他的“多乎哉，不多也”笑他又穷又酸，像酒店里的吃客们一样地笑他。但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要揭示的就是那些吃客和我们这种人是如何对待一个苦人的。我们没有能力感觉到他人精神上的痛苦，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我们实在冷漠得可以，这篇揭示社会冷漠的小说也无法唤醒我们，反而在小说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我们和吃客们一起在嘲讽他，挖苦他，欺负他。本来，文学的一种伟大意义就是要使人与人的心靠近一点，一个要饭婆子在雪地里的死亡，某个角落里的婴孩的眼泪，都不应该漠视，“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不能将他人的生死拦在窗外，不能将一个人的孤苦无援当作笑话……这是文学的大精神。但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往往走在与此相反的道路上，它并不希望我们拥有这种大精神。　　我们的文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19O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篇文章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目的，文学，是用于“新民”的，也就是后来所谓培养“新人”的意思。文学承担着这么一个巨大的任务。文学的教育目的一旦确立，用这个标准来看文学，就会发现，有许多文学作品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相反，它们还会添乱。在梁启超看来，小说的力量实在太大了，“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入”，“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只有能用于“新民”的，才是好的、善的文学，才可以被广泛提倡，那些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的文学，则必须被弃绝。“新民”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使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急务”。“新民”必须做到哪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排列了许多要求，要有公德，有国家思想.能进取冒险，合群，自尊，等等。请注意，梁启超没有为精神自由提供任何空间，在他的“新民”框架中，体验、想象、心灵的丰富性是没有位置的。这和世纪初的王国维、蔡元培的思路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在于能给予国民以心灵的慰藉，陶冶人的情感，使人与人能建立起一种非功利的精神联系，拓展人的精神空间。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没有选择王国维、蔡元培的思想，那些好像与中国的“第一急务”无关，梁启超的想法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一直到现在，把文学与培养“新人”联系在一起，这个思路没有变化，把文学的作用抬得很高，但对文学的要求中又不包含文学性，相反，根本漠视它存在的意义，这一点也没有变化。“第一急务’并不要求人有文学素质，那东西似乎太次要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是雕虫小技，是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做的，但它又不想放弃文学，而要把它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因为意识形态认为可以通过文学来教育人，所以我们的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以文学为手段的教育，就是所谓“寓教于乐”。但总是乐不起来(笑)。　　对“新人”的设计，聚集了意识形态对人的要求，也主宰着文学教育如何进行。它不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而是一帖“救亡图存”的药方。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曾经被统一起来，鲁迅就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但后来，意识形态发现人的全面发展会妨碍“救亡图存”目标的实现，“新人”必须是直接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对“新人”的构想越来越单一化，渐渐地，性质发生了大变，自由、爱情、个性、独立意志、“特立独行”，这一些都成了“新人”的敌人。你不能我行我素，你不能有欲望，因为这与那个伟大目标无关。你必须努力学习，为那个目标而学习，你必须努力劳动，创造财富，你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你要把一切奉献出来，你的精神和肉体，都不属于你自已，而要由那个目标来支配。最后，对“新人”的要求走向极端，一言以蔽之！听话：你要听我的话，跟着我走，做我的好孩子。我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是这样一种“新人”形象：一手拿着语录，表示听话，一手拿着红缨枪、斧子、镰刀，那是劳动和斗争的象征。眼睛警觉地观察四方有没有敌情，凡是贼眉鼠眼的都一定是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凡是有靡靡之音、男男女女的地方都是要提高瞥惕的。男的没有老婆，女的没有丈夫，这些都可能腐化人的心灵。嘴里吃的是忆苦饭，脚上穿的是草鞋。晚上最好不睡觉，节假日最好不休息。家里有病人最好不要管，工作要紧。洪流中飘来一段烂木头一定得跳河去捞，因为那是国家财产(笑)。这时候的“新人”已经没有任何灵魂和肉体可言了，它是一架机器.一只螺丝钉，一块任什么人搬来搬去的砖头。时间早巳证明，这种“新人”的设计和培养是完全失效了的，所培养出来的人根本无法“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看几代知识分子的学养和能力就可以知道，未受或少受这种教育的人比“新人”们不知道高出多少。你们接受的“新人”形象与我的不一样了，不过，听话的要求不会变，只是适度放开而已。我读过一篇童话，叫做《谁是木偶人》，在木偶剧团里，一个小木偶逃跑了，导演非常气恼，发动人们到处寻找，结果把一个孩子抓来了，因为这孩子非常听话，路口的信号灯坏了，总亮着红灯，他站在路口等了半天，就是不走。导演试一下，果然，他比真的木偶还听话，于是，他加入剧团，成了一个非常受观众欢迎的木偶明星。--我很重视这个童话，我觉得，这个孩子是继潘冬子之后的又一个“典型”。听说也有人想把这童话改编成电影，但有关方面感到，这种片子出来，会引起思想混乱，所以制止了。再怎么着，听话还是要的。听话的具体内容么可以变通一下。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学，合格的，就是思想性好的，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文学教育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思想性，文学性只是传递它的手段，是外在的、附加的，教师在分析完思想主题之后，才会附加地分析一下它的艺术特征--那是陈年老调，千人一面的东西，什么地方都用得上，叫做语言流畅、结构严谨、刻画细腻、以情动人，还有夹叙夹议(笑)，比喻啦，排比啦，象征啦……文学教育教给我们的文学性就是这些，我相信，受过文学教育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还是这样理解文学的。那么，思想性就会分析得很好吗？更糟！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完了(笑)。诸位不要笑，请回忆一下诸位在大学里的作业，有的很可能还这样写。反正我总是读到这样的大作(笑)。请不要小看它，文学教育就是采用了这种阐释方式，它非常简单，一学就会，不用费多少脑子，所以它流传得很快，而且战无不胜，不管多么复杂的作品，都可以这样对付，把一切都可以搞得简简单单，明明白白，没有任何问题。你一旦习惯了这种方式，就会发现其他的阐释都是胡扯蛋，都是不知所云的。前几年，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语文学习》上引用曹禹最初写的文章重新阐释了《雷雨》，不算复杂，马上，一位中学教师出来反驳，我记得很清楚，他的第一句话是：“这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因钱理群教授提出‘新看法’而又成了问题’。是阿，《雷雨》中阶级斗争这么明显，还谈“蛮性的遗留”，“宇宙像一口残酷的井”干什么?即便是曹禹说的也不能算。如果要投票表决，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教师会赞同对钱理群的反驳意见。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与它相匹配的是在同一时期创作出的所谓文学作品，那是文学教育的首选作品，我们都很熟悉的所谓当代散文几大家的作品，几首歌颂圣人圣地的诗，几篇忆往昔的小说.这些是文学教育的宝贝。它们的主要意思是，少吃饭，少睡觉，多听话，多干活，游玩时别忘了忆苦思甜，困难时要记住英雄伟人，看看过去，想想现在，展望未来，频繁地叩头表示感谢，天天赞美壮丽伟大。有一篇赞美松树的散文，说松树的根可以派什么用场，松树的枝可以派什么用场，叶可以派什么用场，然后号召我们大家要向松树学习，不如在座的各位学得如何?(笑)也不知那些编教材的和教书的学得如何，没听说他们集体捐献心脏肝脏。(笑)也许自己没学好，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笑)奉献难道不好吗?奉献是一种很好的行为，但不是唯一的，否则，人就不完整了，人和牛就没有区别了。但文学教育就是要求人们做一头老黄牛，还说那是鲁迅精神。　　文学教育还得选择一些其他时代其他地方写的作品，当然，还是用其原来的标准。你我都明白，这一些，比刚才所说的要好得多，更像文学作品。但色彩并不丰富，因为有许多作品，离标准太远，不应该接触，要读一些所谓“健康”、“向上”的作品，不然会引起思想混乱。在他们所选的作品中，哪怕有一点点异样的声音，也得提示一下。我学《荷塘月色》的时侯，老师就说明，这里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情绪，然后分析道，那是当时当地的问题，我们要正确对待，换言之，我们不能有苦闷。学苏拭的《赤壁怀古》，老师就着重批判“人间如梦”一句，调子低沉，过分悲观。人面对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而感慨生命的短暂、江月的永恒，也不行，他们可能在想，要是学生都有“人间如梦”的想法，那我们的建设事业靠谁?(笑)朱自清《温州的踪迹》里面的《绿》一文，那几句把潭水比作姑娘的文字，我们那时是删掉的，可能怕我们浮想联翩，心存邪念，于我们成长不利吧，现在倒是补回来了，可见大有进步。我猜想是删是补，专家们大概要讨论一番。有时怕人家心存邪念，主要是由于自己已有了邪念，周作人把这叫做“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笑)这种心理最好不要存在。问题更严重的是，那套阐释体系也能把经典作品讲偏，讲歪，讲得味同嚼蜡、刻板无趣。仿佛全世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反对封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同情人民大众诸如此类的大词来概括，再加上阶级局限、消极面，就完事大吉，天衣无缝了。里面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丰富感情，没有对人的处境的体验、同情、理解、悲悯。教师教学生们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像上帝一样审判芸芸众生。他们说，《项链》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是批判享乐主义腐朽思想。这样一来，那个女主人简直活该倒霉。这样—来，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大概也都是自作自受；我们无法体会小人物的辛酸处境，无法理解小人物的挣扎和被命运作弄的悲哀，我们连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得到培养，那套阐释体系反而摧残了我们本来可能有的同情心。　　(台下递上来一张纸条)这里有一张纸条：“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对新人的设计和文学阐释体系中都缺乏人道主义?”--很对!我们反了几十年的人道主义，反得连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没有人情还怎么能理解文学?文学本来能够使人的心灵得到沟通，使我们体会到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奋进和退缩，有欢喜和惆怅，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这些，却被我们的文学教育挤压得踪影全无。在大学讲坛上，说到鲁迅的《在酒楼上》，最可能讲的是吕纬甫如何背叛自己，向封建主义投降。说到《伤逝》，准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仿佛主人公不参加革命就不能谈恋爱。说到老舍的《骆驼样子》，那就是个人奋斗没出路。你看，所有不符合他们“新人”标准的人，都是倒霉蛋。你听信了这种说教，还能被文学作品所打动吗?你还能有丰富的人生感受吗？……(台下递上纸条)这一张纸条说：“在后现代的语境里谈论人道主义，你不感觉到可笑吗？人道主义是一种死亡了的思想。”这样说来是有点可笑，人道主义也从来没活过。很有趣，我们这个社会从前现代一下子变为后现代，人道主义时代被跳过了。以前只要听话，奉献就可以，不要人道，现在据说只要欲望，就怎么都行，也不要人道，所以它还没活，就又死了(笑)。人道主义有两种意思，一种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宣称人类是宇宙万物的主人，有权改造一切，征服一切，结果把地球改造了，征服了，也就破坏得差不多了，把人也控制和征服得如此这般，20世纪哲人们对这种思想反思得很厉害。另一种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它不是一种具体系统的思想，我认为它首先是思想的前提，它强调要关怀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人与人应该相爱，不应该互相残杀，一部分人不应该奴役另一部分人，不能把人当做手段、工具、畜生。9O年代中国的“后现代”将士们善于利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围剿人道主义。所以他们一个劲地宣布死亡的消息，人道主义死了，启蒙主义死了。知识分子死了……当然，惟独他们还活着(笑)。有人说他们的“后现代”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话说错了，他们太符合实际了，由于他们的努力，前现代终于与后现代接轨了。(台下有人举手，问：“请问，人道主义能解决一切问题吗？为什么说它是思想的前提？”)不，人道主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非常脆弱，自身还困境重重，不是连活的权利都还没有吗?(笑)它绝对不可能包打天下。有人可能要问，它这么没用，还要它干什么?是啊，有了它不能解决问题，它好像反而在制造问题，使得人们顾虑重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但是没有它，会出大问题，我听说一个事件，6O年代初不是反人道主义吗，批人情论、人性论，老师在课堂上也批，结果，造反开始后，一个学校里，学生把一个老师扔进游泳池里，大批学生围在游泳池边上，老师想上岸，学生用脚把他踢回去，老师在水里来回挣扎，半天过后，慢慢地，他沉入水底。没有人救他，甚至也没有叹息，学生们高高兴兴，神采飞扬地观赏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死去，这一天成了革命的盛大节日。(持久沉默)人道主义不是一种思想，它也不是靠思想的灌输可以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情怀，是长久积累起来的一种情怀。思想家有了这种情怀，他的思想才可能对人类有益处。社会有了这种情怀，一种好的思想的实践才有可能不致于走向反面。本来，文学教育是有助于培养这种情怀的。但我们这里好像总对这种情怀不放心，不怕没它会出什么问题.总怕有了它会造成混乱。　　这里还有一张纸条：“那种文学教育模式，我们很早就不相信了，教我们的老师真的相信它吗?”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人相信它。但是，你们尽管不相信，还得听课，复习，参加考试。不要以为你不信就没事了，最多浪费一点时间，千万不要小看话语的力量，你习惯了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尽管不信，它还是会占有你的思维。我看，可以试一试，假定现在没有任何压力，请你们写出自己对《祝福》的理解，然后你们自己看看，肯定还会有许多你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套话、空话、废话，一个学生很悲哀地对我说：“老师，我只会这样写，要不然，我就写不出来。”这就是话语的力量。教师也一样，不一定相信，但是被这套话语支配了几十年，习惯了，要不然不知道该怎么讲。于是，不一定相信的仍然在讲，不一定相信的不得不听，这套话语就一直会传播下去，没完没了。它的弊害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人发现了，它与思想学术界发展的差距也有将近20年，也就是说，将近20年的时间它几乎没有变化，却延续至今。你们将来做了中学教师就敢不那样讲吗？去年有一个毕业生，工作后第一次开公开课，讲解鲁迅的《药》，她告诉我她准备换一套讲法，我很高兴，还回答了几个问题.最后我突然想起，问她：“这会不会对你有压力？”因为人家不习惯，会以为她在胡说八道。她略有所思，……后来，她就按照原来的教科书上的那套讲了。可能她以后会习惯.虽然现在有点厌烦。可能她的学生以后也会问：‘教我们的老师真的相信它吗?” 　　(台下：如果您是中学教师，您怎么做?)您是问我敢不敢与现在的文学教育体制对着干。我要说豪言壮语也没意思，说不定到那时没胆量了。我刚才所说可能太悲观。实际上，在现有的体制和你个人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回旋余地的。如果你在许可的范围里，讲一些真正有文学意味的内容，你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我向你致敬，我希望孩子们都能遇到你这样的好老师。至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后不要为难孩子，课堂上不要像对付敌人那样对付孩子，课外也不要压制学生的自由发展。我最不能忍受他们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题目来为难、作弄孩子们，这一句子有什么深刻含义啦，为什么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啦，加点的词有什么作用啦，那个东西象征什么啦…，我们每一个都受过这种折磨，你以为此中必定大有深意，冥思苦想，不得而知，其实那个答案，还是套话、空话，或者实在是不着边际的胡话。许多学生，对文学教育所制造的那个“鲁迅”烦得要命，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真能把鲁迅当枪使，特别是鲁迅作品中的用词，简直可以把学生整得天昏地转。一个女作家说，她的一篇文章收进了中学课本，可是里面出的思考题，搞得她莫名其妙，她都不知该怎么回答。几个孩子不同意老师对巴金的文章的解释，他们的解释老师又不赞成，孩子们写信给巴金，巴金支持孩子们的观点，但老师还是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因为教学参考书就是这样说的。你看，我们的文学教育体制已经死板、荒唐到这种程度。在这种体制下，如果再碰到一个同样死板的亦步亦趋的老师，孩子们不是活受罪么。教育者们还老是担心学生的课外阅读，担忧学生在课外阅读一些与他们的要求不一样的作品。我最近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学生们这么喜欢流行文学，喜欢琼瑶、三毛，还有流行歌曲，等等。其中一大原因是，与文学教育控制和阐释下的文学相比，这一些要亲切得多，更有人的气息，更有生命活力。在这种地方，他们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他们从中能找回身体的感觉，懂得人的七情六欲是合理的，他们可以自由地欣赏人的风采，他们可以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用另一套话语来表达自己。你去看看他们私下来往的信件，私卜传阅的习作，你会发现他们从流行文化中学到的，比文学教育灌输给他们的，要有意思得多。不要轻视流行文化，虽然它为学生们提供的精神空间毕竟有限，但如果下一道圣旨，严禁学生接触流行文化，学生阅读什么全部听从老师的安排，那学生们恐怕会闷死的。教育者们不怕他们会闷死，而总怕他们没有是非鉴别力，怕他们多读书而中毒。读一点讲爱情的，会不会整天就想着男男女女的事，读一点“悲观”的作品，会不会跳楼自杀，读《红与黑》，会不会变成野心家，读《安娜.卡列尼娜》，会不会穿着黑衣服去卧轨。(笑)现在已经管不住了，所以要“正确引导”。可是又不太会引导，因为教师们这类书看得不多(笑)--这不奇怪，教书先生是用不着看多少书的，只要认真研读教学参考书，会翻词典就行。在座中间肯定有不看书的大学生。有一位大学生在毕业前很坦然地告诉我，他四年里没有认真读过一本书，也不怎么听课，就考试前借人家的笔记背一背，混过四年。他现在正在做中学教师呢。据他说，他的一些同学也是如此。这大概也没什么，至少，他读懂教学参考书的水平是有的。我希望这样一些未来的老师们在未来少干一点活，干得越多，越可怕。　　如果你想做好一个文学教师，你不愿完全被现有的文学教育体制所控制，你想给学生的精神发展以真正的帮助，那么我建议你，回到王国维、蔡元培的美育思路中去，理解文学和文学教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想引用他们两人的话来说明文学和文学教育的意义，来结束这次演讲。王国维在《教育杂感》中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糟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王国维接着说，我国的文学，比不上西方.我国重视文学的程度，也比不上西方，那么，我们的国人在什么地方能得到精神慰藉呢?中国又没有宗教，艺术又这么匮乏，既然无法找到精神慰藉，那么赌博吸毒就会泛滥，如果不培养国民的精神趣味而禁止赌博吸毒，必然无功而返。而精神趣味，需要千百年的培养，不比物质文明，很快可以从西方引进。王国维说，他搞不懂谈教育的人为什么不考虑这个问题。蔡元培在1930年答《时代画报》记者问时说：“我以为现在的世界，……盲目地祟尚物质，……以至增进贪欲的劣性，从竞争而变成抢夺，我们竟可以说大战的酿成，完全是物质的罪恶。……要知道科学与宗教是根本绝对相反的两件东西。科学祟尚的是物质，宗教注重的是情感。科学愈昌明，宗教愈没落，物质愈发达，情感愈衰颓，人类与人类一天天隔膜起来，而互相残杀。根本是人类制造了机器，而自己反而成了机器的奴隶，受了机器的指挥，不借仇视同类。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塑、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者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到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我的演讲就此结束。谢谢诸位。(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