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南

　　安徽农民朱正亮9月15日在天安门自焚后，9月17日，朱正亮所在市池州召开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池州市委书记何闽旭在会上特别谈到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树立起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根本宗旨，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对待群众的来信来访，设身处地来想群众反映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记者通过采访得知，国家信访局近期也非常忙碌。各地领导也纷纷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切实做好信访工作，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但是，中国政法大学知名行政法专家马怀德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信访制度固然是一个制度，国务院也颁布了相关的行政条例，但是，它跟那些正常的纳入法律程序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他分析道：“它是一个好的救济制度，可以帮助人民解决很多现行其他法律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程序上是有毛病的。它不像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制度，不管怎么判决，最终都会有一个结果，而信访制度本身并不会必然产生一个结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上访这个方式本身就是在法制不健全情况下人民维护自己权利的一个渠道，“找青天”的做法还是一种人治的产物。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还要不断地选择这样一种低效的解决方式呢？

　　求解信访之外的维权路径

　　上访者徐文（化名）告诉本报记者：“民告官咱从来就不敢想，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工作，每天到国家机关门口蹲点上访。”当记者询问他为什么不采取行政诉讼时，他断然否定了这种做法。在他看来，这是件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平民除了上访之外，还是有其他路可以走的。北京大学一位长期关注公民维权的权威法学专家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很多公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有一些事情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解决，但是他们往往都不愿意去尝试这一条路，而宁愿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上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法律宣传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对公民，特别是农民的法律救助不够，这反而增加了上访的数量，使得自己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但是，他也承认，遇到诸如拆迁这样事关地方政府利益的事情时，公民如果去上诉，往往连获得立案的机会都没有。

　　马怀德也从法律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他分析道，公民如果认为政府的某些决策不对，那么它还可以有别的路可以走，比如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而且国家也有相关的赔偿制度。但是目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选择上访这一条路呢？关键在于这些制度的可操作性比较低，比如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范围还比较窄，很多案件都不予受理。

　　他接着说：“其实只要有好的制度可以保证公民的不满得到及时的表达和处理，没有人会千里迢迢跑到省城或者北京上访。所以要想让上访这种特殊时期的产物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相关法律救济制度——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范围，简化相关程序，尽量做到司法公正。只要相关的渠道畅通了，那么人民上访的数量就会大量减少。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是和我国完善法制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秦晖另外还提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另一途径——谈判机制。“老百姓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就是健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协商谈判机制。其实就拆迁这样的事情来说，事先并没有谁对谁错之说，更多的只是一个利益平衡和讨价还价的问题。以前计划经济时代还可以说百姓为了公益应该顾全大局，现在房地产开发通常是市场经济中招商进行的赢利行为，因此开发商和政府与被拆迁民户的讨价还价应当是平等的，如果涉及广泛，还应该建立集体谈判机制。即便从防止个别钉子户漫天要价和避免个人过激行为导致恶性事件（如最近的自焚）的角度，利益代理与集体谈判机制的好处也显而易见。”

　　北大的法律专家对本报记者指出，由于目前公民的很多冤屈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所以很多人开始寻求境外媒体的帮助。近日，浙江金华的被拆迁户因为不满政府的政策，在几次上访未果的情况下，转而寻求海外媒体的帮助。他分析道，海外媒体一向非常关注这种事情，长此以往，对我国的对外形象会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国内的媒体应该更多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也是一种信访之外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

　　信访亦有可塑性

　　“信访制度虽然掺杂了太多的人治色彩，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仍然是一种切实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的办法。”北大的法律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

　　正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秦晖向本报记者分析了目前信访制度应该改革的几个方面。他说：“首先是各级政府要保障公民上访的权利。如果公民在上访的过程中确实有违反法律的行为，比如阻碍交通，打砸抢等，那么政府可以依据相关的法律对他们进行处理，但他们上访的权利不能被剥夺。”

　　“而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名义上老百姓是可以上访的，但是许多地方的政府对于老百姓‘向上头告自己的状’无疑十分抵触，尤其对所谓的越级上访、集体上访是深恶痛绝。很多地方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处罚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的人。在河北的公路旁，就曾经出现过打击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的标语，还有‘开展打击非法上访的专项治理工作’的提法。就上级而言，通常也不希望下面把矛盾上交，如果这种事多了更是不胜其烦。”

　　就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江西丰城还发生了一起处罚职工上访的事件。据报道，一个职工只要上访三次，就要扣除当月的全部工资和奖金。

　　但是，据秦晖的理解，“上访”本身就意味着是越级的，如果老百姓找直接的管理部门那就根本不是“上”访了。“越级上访”、“集体上访”乃至“非法上访”的提法本身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秦晖认为，政府应该做到的第二点就是上访的材料，特别是信访的材料不能退还给当地政府。据秦晖了解，一些上访者的材料常常被退还给当地政府，随后上访者就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报复。

　　此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政府认定公民在反映的情况上与事实有出入，那么应该遵循强势一方负举证责任的原则，即政府应该可以证明公民所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并且对其造成了伤害，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有“事实恶意”。这个原则一直在西方国家推行。它实践的意义在于，使得权势者以诽谤、诬告的理由压制与其发生纠纷的弱势者，变得相当困难，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