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杰

　　刘涌案到底应该怎么判、判缓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现在绝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以后知道的可能性恐怕也不会很大，所以争论来争论去的口水大战不仅形不成皆大欢喜的结论，对于这个事件本身的结果也不会有实际性的正面影响。但这个事件中，我国的司法在处理舆论压力和刑讯逼供这两个问题方面，的确是迈出了向妨害司法公正说“不”的第一步。

　　说到“妨害司法公正”这个略带抽象色彩的概念，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当事人以威逼利诱的方法——比如恐吓、贿赂等等——来妨碍司法者秉公执法。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在司法过程中“善意”因素的干扰，这些“善意”的因素包括刑讯逼供、“专家意见”甚至某些所谓的“舆论监督”等等。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已经设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改革构想，并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将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如果司法公正受到阻挠和妨害，“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

　　刑讯逼供在以往的司法中是一个“我们假装不知道，他们也假装不知道我们知道”的问题，而刑讯逼供是基于“有罪”假设的——假定当事人有罪了、所以要打到他自己承认。这种方法虽然很多时候的确有效，但是“冤狱”往往生于斯。逼供严重妨害了司法公正、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严重障碍——这个问题以前都没有人公开说，更不要说写进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现在这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消除逼供已经曙光初现。

　　“专家意见”往往带有技术的双重歧视——专家往往认为民众不懂法律技术、大众认为专家是在玩法律技术游戏——的色彩，所以要判断“专家意见”到底是在帮助改进司法程序还是在妨害司法公正必须要就事论事，在刘涌这个案子中现在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也很难判断，但“舆论”在没有完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发生一边倒的情况确实在令人担忧。“舆论”从何而来？“公道自在人心”，但是这个“公道”必然要以亲眼所见或道听途说的信息输入，完全准确的信息输入未必总是能够产生正确的“舆论”，在输入未必没有偏差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自认为是“公道”的“舆论”就更难保证它没有偏差了。而现在信息还是不对称的，我们的信息输入来源基本上只有一个途径——媒体。可是不要忘了，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所有的媒体都是商业机构。

　　“舆论监督”的正义性自然无可非议，在正确引导社会价值取向方面也功不可没，但如果没有严格程序和技术保证的“舆论监督”影响到有严格程序和技术保证的司法和执法的时候，司法和执法就很难完全保证其原有的公正性了。比如说前些日子一个派出所所长酒后驾车撞人因某媒体大肆渲染而被重判的事件，作为执法人员不能自律、自蹈樊笼无可同情者，但是该所长同时也是具有完全公民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执法人员酒后驾车肇事在法律上与庶民酒后驾车肇事并无二致，而他被“脱警服”已经是对他作为执法人员违法的惩罚——虽然这还不够严厉。说到这里，我想起袁崇焕被京城百姓生啖的故事，当然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民愤”可能带来的严重错误后果。最早的司法女神赛米斯(Themis)像左右手分别持天平和剑、而眼睛是蒙上的(当然现在有蒙眼、半蒙和不蒙三种雕像)，之所以要蒙上眼睛，是“因为司法纯靠理智，不靠感官印象”的，正直、善良等情感固然崇高，但并不适用于司法和执法。假如说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压力下法官把刘涌推上了刑场，结果后来发现了确凿证据证明刘涌罪不至死，喊“杀”的人谁能来担负误杀的责任？舆论监督要监督的是司法的公正性，而不是要干涉司法的结果、妨碍司法公正。

　　“依法治国”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而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必要前提是司法的公正——以司法公正的名义说：要法治、不要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