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指一算，我离开北京已经将近一个月了。一个月！如果从时间角度去测量的话，并不算长，甚至也可能不会进入你的记忆中。但当我的身躯又游荡在北京时，一种“轮回”般的陌生与恐惧萦绕心头，不过，这种梦幻的感觉只是瞬间。打开电脑，记忆又重新从“爱心之旅”开始，我不知道是在伤感中梳理，还是在梳理中感伤。

　　9月11日，爱心之旅采访团再次从北京出发，风尘仆仆地开往山东济宁，这是爱心之旅在山东省的最后一站。提起济宁，人们便自然地将其与“孔孟之乡”捆绑在一起，也正由于这种历史与文化的渊源，才提醒与激活了这里人们的“公德意识”，起码，他们对爱心事业道德层面上的认识水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空间。比如，当我在采访兖州市晶冠玻璃公司“残工部”的肖受良先生时，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做爱心工作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关键在于你是否真诚地投入了。帮助弱势群体，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人类在宇宙中惟一值得尊敬的就是拥有文明与思想。毕竟我们还是人，不是一群经济动物。”这段深刻的话语，让我很触动。肖先生只是一个在爱心岗位上默默工作的普通人，但他用自己的爱心为保障残疾员工的点滴利益而不懈努力着。为了维护晶冠公司里的200多名残疾员工的基本权利，他经常要在公司与残疾员工之间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为此有时他难免要与公司管理层的意图产生一些矛盾，甚至有时候还要面对一些残疾员工的不理解。庆幸的是，一手流利的哑语经常让他能“化干戈为玉帛”。哑语是他在五十几岁参加残工部工作时开始学习的，为了学习哑语，他将两本厚厚的哑语字典硬给翻烂了，他说：“做残疾人工作，让我重新找回了自我价值和尊严，为此事业，我乐此不疲。”

　　其实，采访团每天都要面对许多感人的事情。比如，在安徽省芜湖市采访安徽省盲人职业学校，当我们的采访车开进学校大门时，没有事先所料想的安静，也没有正常学校的热闹。在一块并不太大的操场上，有的只是一些盲人学生相互偎依着、摸索着向前行走，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操场上来回游荡，低垂着脑袋若有所思，我不知道他是在思索命运对自己的不公，还是正在自己孤寂的内心世界中，勾画着美好的未来？有的不停地用双手挠自己的眼睛，试图让他的双眼重现光明，也有的……

　　虽然，事先我从内心一直告诫自己要保持冷静，但看到眼前的这种场景，我还是禁不住地眼圈发热，我怕被大家发现，所以等眼泪还没有来得及流下来时，硬生生地给憋了回去。这个时候，我看到《广州日报》的记者王琳珊也似乎触景生情了，她硬是将100块钱托学校的一名工作人员送给一个家境贫寒的盲人学生，让他拿着这些钱，去买一些好吃的。望着工作人员动情而腼腆的表情，我的内心萌生了一股莫名的悲凉，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或许是内心深处共通的人性情感吧。

　　在离开这所学校之前，我一直在思索着几名盲人学生所反映的问题。这几个盲人向我们反映说，在他们芜湖市一些国家专门为盲人建设的盲道上，经常有人在上面设置障碍物，比如，乱停放自行车、乱停放汽车等等，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有时甚至有生命的危险。更可气的是，当有的盲人撞倒了停放在盲道上的自行车后，不但自行车的主人不道歉，反而还会对盲人一顿臭骂甚或殴打。听到了这些情况后，我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东西在涌动和翻滚。我想，如果这一切演化成了中国的人文现实，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闭上眼睛吧，反正戴了一副墨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