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自来火照亮天津老城-本报记者黄卫

　　道光年间，英国外交官员把一批洋钟、怀表以及能够摩擦点燃的“小木棒”当做奇巧玩器，一齐进贡到清朝的宫殿。同治年间有个叫孙玉璋的秀才，在他写的《异闻琐录》里，对此有过这样一段记载：“道光年间，英夷所贡杂物，多淫巧好玩。中有自来火者，长仅盈寸，一端五色洋药，擦之而火爆发。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叹为鬼物。今各大商埠均有市者，惟索值奇昂，非豪商显宦无力求之耳。”记载中提及的“自来火”，实际就是现在人们常见的火柴。专利慢一步“自来火”挤进中国

　　天津文史馆馆员许杏林先生说，在现今天津人的口头语里，借火柴点烟称“借火”。在清末以前，“借火”这件事是普通人家清晨起来向邻舍人家首先要做的。旁人炉子上留着火，拿引火物一点就着。这炉子上留着的火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火种”。

　　为便于向火种借光引火，我国古代曾有过类似现代火柴的引火物。北宋初年陶谷著《清异录》一书，就有民间用染着硫磺的杉条引火的记载：“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批杉染硫磺，遇火即焰，呼为‘引火奴’。”到明朝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磺涂其锐，名曰‘发烛’，亦曰‘淬儿’。”真可惜我们的先辈们已经到了发明火柴的边缘，只是光想到“借火”，而没想到“摩擦”！

　　到1827年，才由英国药剂师约翰·倭克将附着白磷和氯酸钾的混合物涂于小木条的一端并附以硫磺，与砂纸摩擦生焰，称为摩擦火柴，很快流传到世界各地。在历史档案馆里，我们所能见到火柴进口的最早官方记录，就是1865年的天津海关报告，其后三年，才陆续见于其他地区的海关报告。到1867年开始有了全国进口火柴总数的报告。当时，中国人已经会使用一端蘸硫磺的小木棒作为引火之物，名曰“取灯”。这和余杭人的“发烛”用于引火，其实是一类东西，只有与火种相遇，才能得以燃烧。而一摩擦自着的火柴就为外商作为专利商品进口我国，不光叫“洋火”，还叫“自来火”，和现在人们常说的自来火(打火机)不是一回事。

　　许杏林先生说，光绪12年(1886年)，李鸿章偶见英国驻镇江领事的商务报告里说，每一小盒火柴值七十文制钱，也就是说，花一两白银，只能买小盒火柴十余盒。并说在各大港口，利润很高的火柴市场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这时，李鸿章立刻心血来潮：现在“取灯”不兴了，兴起了“自来火”，这样的洋财，我们为什么不发，接着，他就借办洋务的名义，加进了火柴一项，出资入股，倡立自来火局，而选定的最合适的地点就是天津。仅过一年，即1887年，受李鸿章委托的官员杨宗濂、商人吴懋鼎建立了“天津自来火局”，吴懋鼎因有李鸿章作后台，也俨然以官办的老板自居。为得到便宜的劳动力，除机器旁有男工操作外，还雇用大批女工和童工参加辅助劳动，如糊盒。而盒面上的贴标图案，老年人能够回忆起来的是“老龙头”的火花标。产品不对路洋火局“引火烧身”

　　生活在清末的天津普通市民，还买不起“洋火”，只有存心想摆阔气的时髦公子哥儿们，才肯在估衣街、东门里一带的闹市街头，当着众人“刷”地一下擦着一根火柴，表示阔绰。好让周围的人把他们的这一行动视为豪举。当时一盒洋火的价钱恰恰和今天的一盒高档香烟的价格基本上相等。

　　老百姓仍是用火种或火刀、火石来发火的。尤其是抽劣质烟的农民，在他们的烟袋杆上拴着两个荷包，一个用来装烟，另一个则装着打火工具。阔人们用火柴，又大多是认洋货，所以在天津办火柴工业的市场销售范围本来就不广。那时在国内能与外国洋火相抗衡的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只有在1879年最早建于广东佛山的巧明火柴厂，以及1889年建于四川重庆的森昌泰火柴厂等寥寥数家。广东人使用火柴较早，市场价格也较低，四川偏处内地的多山环境，可以就地取材，而外国洋火打入内地则要增加运费，提高成本，所以也不怕外国洋火竞争。

　　但当时在天津建厂，却缺乏这些有利条件。加上天津自来火局，一上来的招工规模就挺大，生产的又是些大盒圆筒的高级火柴，和普及销路的要求对不上碴儿，因此开业后不久，就在外资势力的打击下维持不下去了。由于在自来火局工作的洋人工程师和投资方矛盾不断，这种不和谐的生产局面没有几年就使工厂陷入困境，屋漏偏逢连阴雨，1891年，一场大火烧毁了自来火局，从此它就宣告歇业了。实际上，如果不是产品没有市场，自来火局重建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北洋火柴厂选中年画做商标

　　李鸿章等人在天津创办火柴工业失败，客观上却给后来的天津民族火柴工业提供了先例。宣统元年(1909)，罗剑秋在天津建立了北洋火柴厂，使用的贴标图案，是杨柳青年画里的胖娃娃抱鱼。还有个青年实业家也看准了天津这个地方，他就是1905年建于北京的丹凤火柴公司的天津股东张新吾。1910年，张新吾在天津建立了华昌火柴公司。

　　1918年，华昌与丹凤合并为京津两地联合企业的丹华火柴公司。华昌厂初建时，就沿用了天津自来火局的老龙牌图形为贴标，为了使装盒后每小盒的售价可以被天津市中等收入的人家所接受，改天津自来火局的大盒贴标为简易装盒的立幅条形贴标，并在不涂磷一面的侧标上注印两行文字：务求实益不夸枝多，货整料精优长特著。另有部分零枝火柴、专门卖给穷人。本市火花收藏家张家禄先生介绍说，天津早期的火柴生产除简易装盒形式外，又大力精简机构，雇用临时工糊盒。那时火柴盒都是由火柴厂另设堆栈，定期开门，由临时工领原料，在家里用手工糊制的。大清早起来，你就得和住在火柴厂附近的贫苦妇女拥挤在堆栈门口排队，等着里边派发木片和商标贴纸，去晚了就没你的份儿。当时，西沽、谦德庄一带有不少人家为火柴厂糊纸盒，许多火花的收藏者干脆到糊纸盒人的家中索要火花，省去了购买火柴的开销。火柴厂在无形中也为穷苦家庭创造了工作的门路，缓解了生活困难。火柴头变脸当初用意防自杀

　　最初，民族工业生产的火柴属于非安全火柴也称黄磷火柴，毒性大，燃点低，既易燃又容易使人误服中毒，在过去的岁月中，有些穷苦人家遇到想不开的事情，经常出现服用黄磷火柴自杀的事情。张家禄先生说，天津华昌火柴公司的创办人张新吾在1924年，遇见一个司法部人员，谈起每年由于吞服黄磷火柴中毒自杀的人很多，并表示愿意完成禁用黄磷火柴的工作。于是张新吾用丹华的名义向北京农商部呈文，要求禁止制造和使用黄磷火柴。这个要求在很短时间内就办到了。农商部下文决定从1925年1月1日起禁造，同年7月1日起禁销。丹华厂生产的丹凤牌火柴盒还在侧标上加印文字宣告：“黄磷火柴含有毒性，业由公司呈请禁用”。这枚小小的火柴贴标，也是当时社会历史的见证物。

　　改黄头的黄磷火柴为黑头安全火柴，就必然要同独霸当时我国黑头火柴市场的瑞典火柴展开激烈的竞争。黑头火柴是瑞典人兰德斯特伦在1855年发明的，必须在涂以红磷、胶和硫化锑或红磷与少许玻璃粉的特制火柴盒上摩擦才可着火，红磷的燃点在摄氏240度以上，既无毒又安全，价钱可比黄磷火柴高。消息灵通的瑞典商人听说中国人不用黄磷火柴了，觉得这可是个机会。他们尽量把自己的火柴成本压低，源源东进，舶来品登陆于首当其冲的天津和上海两大港口，卖价却比黄磷火柴贵不了多少。张新吾赶紧去上海找到同业的老相识刘鸿生商量，经过联合对外，组成了南北52家火柴厂的联合团体“中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有效抵御了瑞典黑头火柴的进攻。

　　1932年5月，世界火柴大王克鲁格由于舞弊亏损而自杀。瑞典火柴公司受此打击而一蹶不振，乃自动宣布破产清理，它所属的工厂为美英等国资本家所收买。瑞典火柴工业托拉斯的解体，使我国民族火柴工业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如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产品控制江南市场，老板刘鸿生成为旧中国名副其实的火柴大王；天津丹华火柴公司等产品控制华北及中原一带市场，张新吾、罗剑秋、项镇方、白鹤一等实业家，都是闻名于当时全国火柴业界的头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