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建国

　　据10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以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为代表的74名领导干部涉案，其中该市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在正在接受查处的15名县级领导干部中，仅“一把手”就有12人。襄樊市纪委的一位官员说：“这是襄樊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10月8日，记者在湖北省纪委见到了一份近期湖北反腐情况的分析报告，其中有“‘一把手’涉案出现增多的新动向”这样一句话。

　　从该新闻中列举的几个细节，再联系到沈阳慕、马案等一系列腐败窝案，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把手是腐败窝案的罪魁祸首。

　　这次被查处的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有庆，1990年10月至1993年4月担任谷城县委书记，其间他连续三次更换轿车，购车挪用企业流动资金和专项资金共计40多万元。谷城县不少单位和领导干部纷纷效仿刘有庆，竞相买车和换车，购车资金多数来源不正当，有的动用企业流动资金，有的挪用水利、林业、交通、城建等专用资金，有的甚至挪用“新灾夏粮救济款”和群众捐款。试想，如果刘有庆不带头频繁更换轿车，其下属敢仿效吗？

　　1994年，刘有庆就曾被中纪委和湖北省纪委联合查处，并且在全国出了一次“风头”。当年7月30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均报道了他因违规超标购买轿车被查处的消息。然而奇怪的是，1996年底，刘有庆开始复出，被任命为襄樊市委副秘书长，开始了不断的违纪。到了1998年底，原任政协主席的孙楚寅担任襄樊市市委书记后，刘有庆又升为襄樊学院党委副书记一职(副厅级)。像刘有庆这样的级别，如果没有市委一把手的提携或者点头，谁敢让他在问题被查处后不降反升？

　　该消息说，湖北省纪委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襄樊市某局局长多次公然宣称：“我是某某局的，某某局是我的。”这话肯定是他的真心话，决不是在开玩笑。他早已把这个政府部门看作是自己的私宅，当成了狐朋狗友的游戏平台，当成了个人的提款机，当成了由他一手操控的监狱，如果没有这个切身体会，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他觉得说了这话上司会怪罪他，他不会说，如果说了这话下属会控告他，他也不会说。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单位当下属，谁敢说个不字？善于逢迎的人怎能不大展宏图？小人被重用后怎能会保持廉洁？这样的部门能不产生窝案吗？

　　这个大窝案再一次告诉我们，要想遏制腐败势头，反腐工作必须首先拿一把手开刀。但我们从该新闻中看到，落马前的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兼任着市人大主任一职！这就让人生出许多疑问：中央没有这样做，下级为何要这样做？人大制度的设立和宪法确立其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监督权力部门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让地方一把手兼任人大主任，这岂不是典型的自己监督自己？襄樊市出现腐败窝案，是否与这一现象有关？笔者因此建议，在这一问题上，各级党政部门应以中央的做法为准，不能再让地方一把手兼任人大主任这种现象延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