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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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家军，1962年出生，吉林通化人。1980年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与应用力学专业，1984年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就读飞行器设计，1987年毕业，硕士学位。1989年就读德国宇航院力学研究所，1990年8月回国，负责飞行器载荷舱段的设计。1995年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副总指挥。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总指挥。

　　记者：您一开始是搞卫星的研究工作吗？

　　袁：我在读硕士期间就接触到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毕业后参加资源卫星的预先研究工作，那时候叫做“实践”3号，我当时负责卫星的太阳帆板设计。不久我就去了德国宇航院进修，主要是进行优化设计方面的技术研究。回国后负责载荷舱段的设计，后来又担任尖兵卫星的主任设计师，负责整个卫星的研制。一直到1995年5月，我接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和飞船系统副总指挥，才开始真正介入载人航天。

　　记者：您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有没有接触到他们的航天技术。

　　袁：那不能，根本接触不到。因为那时候这些东西全都是保密的，不会有人给你转让或者透漏这方面的消息，他们都很警惕。我在德国宇航院的时候，力学研究所在楼下，我连他们楼上的复合材料实验室都不让进去。所以我只能做一些理论研究和软件方面的工作，也参观了一些实验设施，看了一些试验武器。但其中的技术一点都接触不到，他们有意识的去保密。

　　记者：我们的实验室与他们相比，差距大概有多少？

　　袁：跟他们相比，我们还差得很多。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的试验设施都是非常陈旧、非常简陋的。现在不一样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建设，我们载人航天发展很快，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很多地方都是迎头赶上了他们，把差距大大缩短了。

　　记者：从卫星转到飞船工作，又是作为飞船系统的总指挥，这个跨越是很大的。

　　袁：是的。1995年我当飞船副总指挥，那时候戚总(戚发轫)是院长兼飞船总指挥，我是协助他做工作。有什么困难、什么事情都向他报告，找他解决。当时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经验。虽然以前搞卫星工程，我在总体部，也知道一些情况，但并不是很清楚，人也不熟悉。说实话，那时候我对整个载人航天工程和飞船到底是怎么回事，对飞船的组成、功能，从技术上讲我都不能说得很明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感到工作很吃力。打完“神舟”一号之后，2000年开始，我当飞船总指挥，才慢慢适应，进入了角色。

　　记者：当总指挥，什么事情都要想到前头。

　　袁：这个我深有体会。我们有一个责任令，总指挥要对整个研制工作负直接责任。以前当副总指挥的时候，怎样来把握整个研制工作的各个环节，怎样把握整个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把握人员的思想，怎样才能做的更好，这是一个锻炼，我一直都在学习。一旦当了总指挥，肩上的压力就不一样了。所有的事情我首先要考虑怎么做，还要考虑到如果出现问题，应该怎么对应，提前都要想到。原来我大部分是做，不会了我再问。现在必须要想得很远，想得很周到。其实我在当副总指挥的时候也是按这个要求去做，但是真正担子压下来和没压下来，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出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记者：从2000年到2002，也就是您刚刚接任飞船总指挥的时候，恰恰是飞船遇到的挫折最多的时候。

　　袁：从“神舟”二号到“神舟”三号飞船发射期间，出现了几次比较大的事情，那时候我感觉真实寸步难行。第一个是“神舟”二号任务发射期间，火箭系统出了些麻烦，当时想可能会影响发射，所以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因为那时飞船和火箭已经总装到一起，准备转运了，飞船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作为飞船总指挥，首先要稳住自己队伍的阵脚。虽然是火箭系统的事，但也都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事，飞船系统应该全力以赴配合做好工作。我跟大家说，在情况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不要节外生枝，造成其他干扰。所以我们马上就把队伍组织起来，大家一起分析、计算，看看飞船是不是受影响了，有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大家也没有说什么，一方面尽量给火箭系统创造一个很好的气氛，让他们集中精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好，尽快分析，拿出结论，用事实说明问题，给指挥部一个明确的答案。

　　记者：大家互相很支持。

　　袁：这是我接任飞船总指挥后遇到的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应该说，从这件事上看，大家已经溶入到整个工程当中，不分你我，出现问题后能够站在整个工程的立场上考虑。

　　记者：从“神舟”二号到“神舟”三号，飞船的技术状态实现了一个很大的跨越。您觉得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袁：“神舟”三号的跨越很大。当时提出来要与载人状态一致，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必须把所有的薄弱环节都解决好。我们清理这些薄弱环节的时候，觉得伞系统是个薄弱点。飞船从太空返回的速度每小时上万公里，要慢慢减速，最后实现软着陆，伞系统是最关键的。那时候我们的备份伞还没有装上，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神舟”三号就没法保证与载人状态一致。所以从“神舟”二号打完，2001年1月17号开始，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那时马上要过春节了，我根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天天都在想。伞系统的试验很难做，全是户外试验。返回舱分离可以在北京的空投试验场做；要考核开伞程序、反推发动机等大的试验，要到发射场这边来做，需要用大型的货运飞机，把整个返回舱空投下来。这样还是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因为飞行条件不一样。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又请来了全国搞伞的专家，像科学院、大学、研究所等等，他们也很帮助我们。

　　记者：外界也很支持载人航天事业。

　　袁：对。我们请他们时都二话不说就来了，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事情。我三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做空投试验，改一次做一次。

　　记者：您作为研究院院长，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

　　袁：那段时间的确感觉到非常困难。非常忙，不管是星期六、星期天，还是白天、晚上，天天都在讨论、研究、做试验。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的收获也非常大，我真正感觉到了什么才是大工程，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工程可以凝聚全国的力量。只要我们咬紧牙关，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项工作，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记者：之后紧接着就是“神舟”三号飞船进场。

　　袁：对。可是谁也没想到，我们心里刚觉得踏实一点儿，可以喘一口气了，马上又进入了一个紧张的状态：“神舟”三号飞船9月30号进场，10月3号，也就是进场的第四天，发现了穿舱插座问题。当时我们一分析后，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因为整个飞船三个舱有七十多个这样的插座，如果全部要换，整个就等于重新来过。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因为这还牵扯到飞船开大底的事情，很危险。而且要在飞船那么小的空间里操作、换插头，风险很大。后来做了一些调查研究，10月25号那天，上面决定推迟发射，重新设计生产。

　　记者：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袁：做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通过测试来暴露我们的问题，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神舟”三号飞船要转型，要接近载人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才能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员对于什么是载人航天的质量意识有一个新的、更高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实际上就是更加严格地落实载人航天的产品“零缺陷”的要求，不允许带着任何的隐患和疑点上天。这样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们院指挥部就决定撤场，回北京彻底解决问题。

　　记者：当时许多人不太赞成撤场。

　　袁：撤场这对我们的整个队伍来说，都是一次很大的冲击，许多人都不想这么做。因为当时不光是“神舟”三号，“神舟”四号也在研制，而且组装已经基本完成了。在这种情况下队伍出现反复、整个工作出现反复，人员思想波动也很大。

　　记者：对您来说又是一次考验。

　　袁：当时也有人觉得我是不是太年轻，管理这些东西不是很有经验。但我对自己很还是有信心，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并不是谁失误造成的。所以既然发生了，我们首先要稳住阵脚，集中精力。无论什么情况下，自己心中不能乱，必须有条不紊地布置好各项工作。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检讨，在集团公司大会上做检讨。当时我们正在开一个“抓质量、保成功”的大会，江主席做了一个批示，说既然发现了问题，就要彻底解决，不要赶时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

　　记者：其实这对我们整个工程也是一件好事。

　　袁：对。经过这件事之后，大家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无论是在发射场，还是在实验室，有什么问题，都会认真去对待、解决。这个思想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的队伍清醒了，对载人航天工程是一个重要的跨越。因为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情。那是8月26号，我们正准备“神舟”三号进场的事，结果发现五号船的返回舱出了质量问题。其实当初焊接的时候，工厂的检验人员已经发现有个地方焊错了。他们当时觉得问题不大，就没有上报，接着干下去了。虽然这个错误不影响使用，但不解决是不行的。我当时在大会上说，我们的飞船允不允许有不合格件上天？大家一致说不允许。但下这个决心，就意味着重新投产，无论从进度上、资金上都会带来很大的损失。

　　记者：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小小错误，往往会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

　　袁：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任何一点小的失误，我们都不能心存侥幸。因为重新投产会影响到大进度，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及时上报到总装，让大家了解到这个情况。这些事情都说明我们的队伍的确还不是很成熟，还需要下大力气来整顿、建设。载人航天工程是千千万万的人在干，必须让每个人都认识到工程质量的重要性。

　　记者：只有每个人都重视起来，工程的质量才能保证。

　　袁：是这样。2001年是我们院压力最大的一年，出现了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工作当中的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也正因为这些问题和挫折，那一年也是我们整个队伍进步最快的一年。整个队伍对载人航天的质量意识、工作作风和工作的细致程度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对我个人来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尽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都挺过来了，后面的任务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辩证地认识这个问题，有压力、有困难、有挫折，但是有大的胜利。挑战和机遇并存，挑战越大，进步也越快。

　　记者：您是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困难挫折当中成长起来最年轻的一位总指挥，一定有很多感想。

　　袁：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也是一种责任。我们能够干这种国家大事很光荣。担任飞船系统的总指挥后，我一直都感觉到非常着急，一直在往前赶。我们的研制一直都非常紧张，基本上没有喘息的机会。飞船是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中最新的系统之一，从零开始，难度也是最大的。再说我们没有经验，队伍又新，大家都在摸索。我们院百分之七、八十是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大家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形成一股合力，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我作为一个指挥员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一方面要引导大家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问题怎么去面对、解决，把问题和挫折变成财富。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但是问题会让我们变得聪明一点，让大家的协作更好一点，管理更严一点。现在各项工作都很顺利，“神舟”四号飞船没有出现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说明我们的产品成熟了，大家协作关系也非常融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记者：我们现在无论是试验队伍，还是试验产品，都上升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那么作为飞船系统的总指挥，您想对航天员说些什么？

　　袁：我想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全力以赴的，我们的技术、产品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能够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可以放心。不过对航天员来说，他也要承担载人航天的风险，遇到风险要保持冷静。因为我们在飞船上又配备了另一道机关，遇到意外，航天员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机敏来加一道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