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焦虑和富人的担心，都引发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卢迈的思考：在经济改革中如何保障社会公正？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谁心里都不踏实。”卢迈是一篇重要政策研究报告的执笔人。这篇今年年初完成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公正》，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的30个重点题目之一。

　　卢迈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五个统筹发展’的新提法，让我看到了在经济改革中保障社会公正的一些重要信号。我相信，一些得民心的新举措会出来”。

　　新提法“五个统筹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被称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非常重要。”卢迈用很重的口气强调这个提法对在改革中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

　　这位早年下过乡、当过工人、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过的学者说，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不仅是效率和公平问题，而且与社会稳定相联系。应该看到，收入差距扩大，有它的积极意义，这是追求效率和建立激励机制所必需的。但是，还应该注意到，尚有部分收入差距扩大，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引起的。

　　这位学者认为，无论从各国的发展经验还是中国的现实来看，社会公平问题都需要更多的关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像美国那样健全，也仍会面临贫富收入差距悬殊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改革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使经济体制能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充分体现我们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

　　据悉，党的十六大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要集中力量完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的重点报告。该中心主任王梦奎说：“这是深化改革中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卢迈执笔破解“经济改革与社会公正”这个难题。

　　他说：“中国长时间存在平均主义的生存土壤。尽管今天企业与企业间的差别很大，但是国有企业内部，平均主义还很严重。如果没有我们对平均主义的否定，就不会有中国今天发展的局面。但是，如果只要经济增长，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社会矛盾增大，也不行。”

　　“有市场经济，就有贫富差距，就需要我们采取政策进行补充和校正。”卢迈说。

　　卢迈还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该基金会资助了这个课题。他说：“不要提到社会公正，提到共同富裕，就想到‘劫富济贫’。经济增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把富都劫了，哪儿还有发展？这次三中全会讨论了对宪法修改的建议，无论我们宪法调整的思路，还是实际做法，对合法收入都要保障。这样，富人们也会放心。”

　　政府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三条社会保障线、2003年实施的《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政策，都体现着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取向。卢迈说：“面对市场经济中必然出现的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还需要有制度性的解决办法。”

　　卢迈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缩小社会差别的主要方法有：征收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投资于教育和公共卫生；农地转让中保护农民利益；构建社会安全网和国家财政支出的社会公平原则等。”

　　“有些方法是发达国家已经做过的，有些是我们很多专家的共同主张。”卢迈说。他认为，财产税的问题，早做比晚做好。“现在的富翁大多还没有到需要子女继承财产的年龄。我们先把规则定下来，让公众熟悉，将来实施时也方便，不会有临时出政策引起的负面影响。”

　　今天，卢迈很关注“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的表述。“农村土地转让时的收益问题，这次在提法上有进展，对农民有利”。

　　当前，中国基本的公有财产是土地，3亿多农户在村或组范围内共同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每个农户平等地拥有使用权。但是，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可国家给出的地价远低于市场价格。“农民的土地一卖，一个本来最能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在从生产领域转入市场流通时，却变得最不公平了。”这位学者解释说。

　　他分析，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这一地价差额或者转为国家基本建设开支的节省，或者转为各种“工业区”招商引资时企业家建厂成本的降低，但是，更多的则转成了房地产开发商及大量的“房虫”、“地虫”的暴利。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最近一些急于出政绩的地方领导，都在打卖土地的主意。一些‘经营城市’的口号背后，其实是在剥夺农民的土地。”卢迈说，中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采取行动解决这个影响社会公正的问题。

　　卢迈说，他不清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修改了几遍才定稿，但是他自己这篇谈社会公正的7000余字的报告前后修改了三稿，才过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的关。“因为社会公正这个话题太敏感又太重要，所以我每次下笔，都格外认真。”他说。(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