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救助站良性运转尚需社会联动

　　新华网哈尔滨10月29日电（记者崔峰 王建威）已不具有收容遣送职能的救助管理站，如何适应新的变化，更好地对社会流浪人员和临时有难人员进行救助？有关研究专家分析说，仅靠救助站一个部门的努力恐怕“独腿难撑”，只有实现社会联动，才能保证救助工作良性运转。

　　一直从事此类问题研究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赵瑞政说，收容遣送站变成救助管理站反映的是此机构功能和管理方向的改革，这一转变更加体现出了救助“以人为本”的思想。但因为这是对沿袭多年的管理制度的改革，因此救助站是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适应的。

　　哈尔滨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杨卫国说，原以为“翻牌”后，那些流浪乞讨者、临时遇到困难的人都会来这里寻求救助，可实际上，大门敞开了，门槛拔掉了，来的人却少了。一方面是街头流浪乞讨者增多，一方面救助站床位闲置，救助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哈尔滨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王国荣说，救助站的收容遣送职能取消后，很多单位和地方不太重视救助站的工作，让他们来站里接人，他们都是在电话里答应得很好，可就是不见人来，到了规定的期限，也只能让这些乞讨人员重新流入社会。因此很多流浪乞讨人员认为救助站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成为困扰救助站正常运行的最大障碍。

　　研究员赵瑞政说，那些“家外来磕头，家里盖洋楼”的乞讨“敛财”者和非法控制“童子军”获利者，损害了社会形象，非法获利，在对其真实情况进行核实后，应由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不应属救助管理站的工作。而那些确实需要救助的人则需要社会联动统一纳入救助站的救助范围。这种社会联动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二是社会教育。

　　赵瑞政说：“社会工作首先是指要明确救助站和民政、公安、司法、卫生等部门的职能交叉和所属关系，要以法规文件的形式确定几方的权责，诸如家人拒绝赡养、地方政府无人接收等问题，就会有相应的部门主动负责督办。其次，以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为主体，建立全社会救助志愿服务队伍。招募那些青年学生、社会问题研究学者、街道社区干部等加入救助服务队。服务队员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后，负责通知救助站。”

　　对于那些流浪在外的儿童和青少年，赵瑞政建议，应该成立社会教育机构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这些流入社会的孩子大多是因家庭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是流浪乞讨的特殊对象，即使将其送回家中，也只是权宜之计。要想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投入资金，建立社会救助学校，通过传授文化知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将他们培养成社会的积极力量。这些学校可以附属在其他社会学校内，也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几所，救助站再遇到这些救助对象，就可以将其送到学校接受教育，避免重复救助。

　　北京市救助工作建章立制为民排忧解难

　　新华网北京10月29日电（记者王思海）北京市多年来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工作一直由公安部门承担，在国务院颁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后，市民政局接手此项工作，既没有现成的设施，也没有专门的人员，更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但由于在救助管理工作中根据具体问题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目前，这项工作较好地保障了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做到了为求助群众排忧解难。

　　北京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说，截至10月上旬，北京市共救助1500余人。其中，因钱物花光、丢失或被偷、被抢、被骗等造成生活无着的人员近千人，长期在京以流浪乞讨为生人员只200余人。自行前往救助管理站求助的人员很少，而在夜晚露宿北京街头的乞讨人员却日益增加。由于北方天气逐渐变冷，北京市公安、城管、民政、卫生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对流浪乞讨人员集中告知、引导和护送救助活动，使他们免受寒冻。

　　据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站站长赵长林介绍，目前存在两种容易引发重复救助的情况，一是离站不离京，二是离京后又返回。受助人员离站后仍在北京流浪乞讨的现象至今未得到控制。据统计，离站人员中至少有超过20％的继续留在北京，回到繁华地区乞讨谋财。对于这种情况，北京市民政局正在与有关部门研究建立疏散机制，加强与外省市联系，探索新方式，加快受助人员的返乡速度。

　　目前北京市受救助人员中16岁以下未成年人占有一定比例。市民政部门正在与团市委、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市妇联等部门协调，建设一所专门的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教育机构。这个机构未建成之前，各救助管理站应将受助人员中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区管理，对未成年人在救助管理站期间的生活、教育及管理等问题做出明确规范，以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对已经进入救助管理站的少数民族或有宗教信仰的人员，北京救助管理站认真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他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乌鲁木齐：落魄游子饱暖安全

　　新华网乌鲁木齐10月29日电（记者刘宏鹏）新疆流浪儿童救助管理站是新疆规模最大的救助管理站，自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生效以来，这个救助管理站已经为大约300人提供了救助。

　　在新疆流浪儿童救助管理站，一个被母亲遗弃的9岁男孩，提起和妈妈的分离，就忍不住想哭：“在那个大汽车站，妈妈让我在那里站着等她，我从上午一直站到天黑。”午饭过后，这个来自湖北省的小男孩和其他被救助的12名小朋友一起，由护理员阿斯亚陪伴着，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候救助管理站和家乡联系的结果。

　　一个16岁的河南姑娘，被人以“到新疆打工”为名诱骗到乌鲁木齐。回想起逃脱骗子后在街头度过的一夜，她禁不住打了个哆嗦：“外面夜里又黑又冷，我怕极了。”现在她呆在救助管理站里看电视，神态安详。工作人员帮她买好了回程火车票，发了伙食费，不久就可启程回家。

　　内蒙古通辽发电总厂的退休职工白云盛今年64岁，国庆节前到新疆旅游时丢了钱包，找到救助管理站时已身无分文。救助管理站帮他联系上了所在工作单位，从家里汇来的路费正在途中，不日可到。白云盛很幽默，他用拖着长腔的方言说：“我来的时候穿着体恤衫，结果呢，遇上乌鲁木齐下大雪，差点把我冻坏咧。”他穿着救助管理站提供的棉袄，不太合身，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他掀掀棉袄的下摆说：“到了救助站，穿得可暖和啦！”

　　白云盛说，在等待回家的日子里，白天可以在救助管理站院子里自由活动，散散步。管理站里有报纸、电视看，吃饭管饱。

　　新疆流浪儿童救助管理站有医务室。黄医生说：“常见病在这里一般都可以得到初诊，我们治不了的病人就送到附近医院救治。”她的助手是28岁的米热古丽，是新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

　　新疆流浪儿童救助管理站站长王振鹏说，10月的乌鲁木齐已经很冷了，救助管理站已经按期供暖。

　　擦干更多流浪乞讨者的眼泪--太原市救助站见闻

　　新华网太原10月29日电（记者刘云伶）深秋的太原市救助站，芳草不复萋萋，却依然暖意融融。16岁的马文军捧着热腾腾的饭，开心地和救助站工作人员边吃边聊。但当记者问他接受救助的感受时，这个小伙子不禁热泪盈眶，无语凝噎。

　　太原市救助站站长李爱忠告诉记者，自《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工作，对求助对象进行审查和救助。截至目前，来站求助人员125人次，实施救助97人次，救助率达77．6％。

　　过去的太原市收容遣送站虽已改为救助管理站数月，而在许多人印象中，救助站仍是一副铁门、铁栅栏、铁丝网打造的“监所”模样。但对和马文军一样、曾经和正在接受救助的受助者们而言，救助站却如同家，这里有为他们准备的整洁的房间，热乎的饭菜，和工作人员悉心的照料、可亲的笑脸。

　　据太原市救助站副站长郭宏伟介绍，新的救助管理办法正式运作以来，救助站拆除了管理区的大铁门、铁栅栏、铁丝网和监控设备，并对原被收容人员的宿舍进行了改造，将大通铺改为上下床，电视机、新被褥等设施也加入了这个新组成的家。

　　而今的救助站工作人员，无论男女，都有个共同的绰号——“保姆”。他们每日为受助者们打扫房间，清洗被褥，教儿童读书、写字。对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病人和残疾人，他们还要一口口地把匙喂饭。已在救助站住了近两个月的黄学厚老人，便是这样被他们无微不至地日夜照顾，起初不能进食、说话，现已能正常餐饮。

　　从救助站走出的救助对象，总是很不情愿地离开这里。记者不禁想起半月前初访这里时亲睹的感人一幕。午饭后，四处流浪的郭棋、郭楠小兄弟二人就要离开救助站了，平日里总在叔叔、阿姨面前淘气的他们打蔫了。“火车3点开，回到大同站，民政部门的叔叔会在火车站接你们。”工作人员亲切地把他们唤回房中，将火车票放在他们口袋里，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听乘警的话，别乱跑。小哥俩“哇”地哭了，工作人员好一番安慰，才恋恋不舍地目送两个孩子乘专车离开了救助站。

　　李爱忠告诉记者，救助站希望向更多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及时伸出关爱的手，但目前主要受“三难”制约，步履颇艰。

　　首先，救助水平提高难。目前受助人员的用餐标准偏低，仍是过去收容时的2．6元，仅够馒头和大白菜、萝卜丝等很简单的饭菜。受助人员来时大都衣衫褴褛，救助站很想为他们提供一套换洗的衣服，却因资金极缺，连洗脸毛巾都是几人共用。

　　其次，危重病人医治难。新办法实施以来，救助站多次在门口发现被抛弃的危重病人，工作人员出于人道日夜照顾其起居，但却无法为其及时救治。

　　最后，求助人员成分鉴别难。一些相关部门遇到困难人员，常不加询问便送至救助站，可能导致一些犯罪嫌疑人混入站内，给救助站管理工作带来困难。

　　城市乞丐出现职业化倾向

　　新华网福州10月29日电（记者项开来 马昌豹）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市，其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东街口的天桥上，最惹眼的除了叫卖商品的小贩，就数跪在破垫子上的乞丐了。来自河南省民权县的郑宝生，已经在这一带行乞多年，每月几百元的乞讨收入支撑着他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自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这一以尊重受助者自由意志为核心的救助制度似乎并没有赢得一些乞讨者的欢迎。福州市救助站成立后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难题：大多数乞丐宁可在街头乞讨也不愿进救助站。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大部分以乞讨为“业”的乞丐来说，进了救助站就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

　　一天中，郑宝生并不是只呆在一个地方。有时会被城管人员赶下天桥，他就到附近的公交车站转转，跪久了也会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偶尔会一无所获，他就到救助站吃顿饱饭、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不辞而别继续“工作”。

　　不管是福州这样的省会城市，还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饮食娱乐中心、购物商场或者大学校园周边，像郑宝生这样手里摇着破杯子不停向人作揖乞讨的乞丐并不少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农民工涌向经济发达的城市，这也诱导了农村中的老弱病残者。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们选择到城市行乞，其中不少人把乞讨当作“职业”。

　　“天桥这地方来往的人多，给钱的人也多”，51岁的郑宝生说，“我们不偷不抢，靠别人自愿给，没什么丢人的。要说收入，我比村长还强，在家种地能挣多点钱？”靠行人5角1元的施舍，郑宝生除了吃饱肚子，每月都能给家里寄上一笔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宝良认为，社会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给乞讨者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乞讨职业化倾向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无需多少体力、每月还能有几百元的稳定收入，使那些流落城市街头的老弱病残者迅速走上乞讨的道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进城市，一些找活困难的进城农民也加入到这一行列。对于大部分街头行乞人员来说，乞讨不再是生活无着情况下不得已的“活命”手段，而是成为与打工、种地一样的“谋生”手段。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黎昕分析说，乞讨职业化倾向的出现，反映了当前人们追求物质财富手段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传统道德视乞讨为可耻行为，把乞丐当作“贱民”，如今这一观念已经发生较大改变，日益宽容的社会环境使乞丐所受到的道德压力越来越小。

　　乞讨这一扭曲的财富获取方式，本不应该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根本还在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脆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他们为何不愿走进救助站

　　新华网成都10月29日电（记者杨三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或许发现，自今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后，在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并没有明显减少的迹象。记者了解到，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并不愿意走进救助站，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救助站的救助措施不利或服务不好吗？事实并非如此。记者日前到成都市救助管理站采访时，正赶上被救助人员开饭，在整洁的餐厅内，几十名被救助人员正一边看电视，一边进餐，秩序井然；在住宿楼内记者看到，为照顾年老体弱和身体残疾的人员，他们都被安排住在一楼……管理站站长荣道清说，目前成都市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网络体系，与以往的收容遣送时期相比，现在的救助范围更加广、救助方式更趋于人性化，流浪乞讨人员能够得到更加良好的救助服务。

　　与此同时，荣道清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管理办法》实施后，救助站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并未增加，而是在减少。成都救助管理站8月的救助人数为710人，9月减少为564人，这两个数字均少于以往的平均水平。对此，荣道清解释说，对《管理办法》的宣传不到位、部分流浪乞讨人员不了解情况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关键还是《管理办法》中“自愿”的原则，即流浪乞讨人员请求并表示愿意接受救助时，救助站才可以实施救助；如果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要求离开救助站，救助站不得限制。这一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使受助人员的人格得到尊重，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保障受助人合法权益的高度重视，但另一方面，也使新时期的救助工作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部分人员不愿接受救助怎么办？

　　记者最近在成都市流浪乞讨人员较为集中的天府广场、春熙路、玉林小区等地，随机采访了一些流浪乞讨人员，当问及他们知不知道救助站时，他们大多表现得漠不关心，也有的说知道一些。但他们均表示不愿意去救助站，个别“明白人”甚至表现得很不屑：“救助站里最多是管吃管住，最后还不是送回老家？那样我上哪儿要钱去？”

　　“对于拒绝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救助站、公安机关、市容等部门在管理中，均存在缺乏执法依据和执法手段的问题，‘职业乞丐’已成为一个新的管理盲区。”荣道清建议，首先，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管理办法》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流浪乞讨人员能够通过正规渠道获得救助；其次，针对“职业乞丐”的管理问题，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使相关职能部门在管理时有法可依。（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