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丰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金融中心建设，近来可谓好戏连台：先有北京“金融立市”，后有金融街、CBD“搭台唱戏”，若再算上沪、深两市“人同此心”，所谓“竞争”态势似乎隐现。

　　当然，按照李扬先生的见解，“对于国际金融中心排他性的认识是错误的，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点，中国的三个城市各有比较优势，各有发展成不同特点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认为只有一个城市可以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思想是‘惟我独尊’”。这种开放的心态，自是金融中心建设所必需的。

　　而问题是，关于金融中心建设，我们需要看到各自的优势，但或许更需要看到自身的不足。关于此，一个现实的判断是：国际金融中心，离我们还很远，而其中的难点，更是全局性、历史性、制度性的。惟其如此，我们在为各自的城市乃至城区勾画美好前景的同时，更应带上必要的审慎、务实态度。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就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难度体出在两个层面：一是经济规模约束；二是体制约束与环境约束。她认为，由于经济规模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膨胀，因此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体制难点和创造良好环境上，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必须立足于制度创新。

　　而胡祖六先生更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他将障碍因素归结为：资本不能自由跨境流动；金融体系欠发达且发展不均衡；法治与监管框架不健全；高赋税；缺乏自由传播的资讯；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对此，他的建议是开放市场，借此引进国际先进经验、技术与最佳惯例，促使境内市场与国际接轨。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或可明白，金融中心建设，无论是创新，还是开放，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件。同时，作为能力及认知的体现，对于他们的考量，需要置于动态、连续的过程。

　　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系列城市的兴衰史，亦足以证明上述观点的规律性。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下结论：对于内地的具体城市，无论其定位、目标于何种层次、功能的金融中心，起点、路径的不同，并不矛盾于他们面临同样的不足并需要同样的手段予以消除。成功者未必只有一个，但成功者一定是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的。

　　因此，以务实的态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大可不必太过强调不同城市间可能存在的竞争，而应更多地看到：在他们之间，首先，合作是主流，没有整体环境的改良，国际金融中心只是空中楼阁；其次，建设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而无论其起点、结果的不同。

　　当然，这样说并非是要完全抹杀不同城市间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亦无意于宣扬金融中心“自由竞争、自发形成”论。关于前一点，笔者的意思是，即使是国内金融中心，亦需以全球视野予以认证，封闭、无活力市场无所谓金融中心的存在与否；关于后一点，国外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初期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已经逐渐被摒弃，但不论是“金融立市”还是“金融立国”，政府资源、政策资源的投入，本身也是依据不同城市能力高低而进行的配置过程，是伴随着城市发展而展开的市场化行为。

　　据此，我们认为，鉴于“转轨加新兴”这一基本国情，无论上海、北京，或是深圳，相互间的适度竞争是需要的，但在此过程中更重要的，应该还是以协同的态度，一是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好，二是借力比、学、赶、超，提炼自身内功。毕竟，建设金融中心，我们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