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从沪至琼度蜜月的航天专家周鼎新，在海口的公园的座椅上遭抢劫，被板砖猛砸而后丧生，遇劫的时间是10月16日12时许，正所谓“光天化日”。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死在正午的暴力之下，一次海岛游，竟成了他的死亡之旅。

　　报纸上最初说是“中科院院士海南遭劫杀”，后来调查得知周并非院士。是不是院士，无关事件的性质，对人们的震惊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就在周鼎新夫妇遭劫之前一天，北京一位叫徐福生的75岁老人死在街头。徐福生是上世纪50年代的国家足球队队员，他在街上骑自行车时，与一辆小汽车产生轻微的刮蹭，司机下车来，两人产生口角，司机出手击打徐福生左耳根部，致徐倒地死亡。

　　从犯罪性质看，周鼎新与徐福生的死，当然有着程度上的差别，但他们终归都是丧命于街市暴力。

　　周鼎新是不是科学家，徐福生是不是名流，与他们是否会遭遇到暴力没有关系。抢劫周鼎新的歹徒，并不会考虑他面前的这一个人有着何种身份，同样，击打徐福生的那名司机，也不会考虑这位老人有着怎样辉煌的过去。

　　但暴力也是讲“原则”的，暴力讲求的是“力量对比”。暴力的使用，固然有出于力量对等的对抗，但现在更常见的是因为力量悬殊、胜负不难逆料，于是它也始终是强者最顺手的工具。一对坐在公园的老年夫妇，有什么“抗击打力”呢；而在北京，一个以自行车为代步工具的老人，则不仅体力上不是对手，而且显而易见没有尊贵的地位。对这样的老人施行暴力，就显示着两起暴力事件中施暴者的行为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海口事件不是发生在阴暗的角落，而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园，施暴者可以说是“气焰嚣张”。我当然不能说他们气焰不嚣张，只是这个说法，可能会使人把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张狂的抢劫事件，在潜意识里归因于几个歹徒个人的凶残秉性，而忽视抢劫者如此“大无畏”的社会性原因。不妨“换位思考”一下，那几个歹徒决定在正午的公园打抢时，作过怎样的“风险分析”，这番分析里一定包含着他们对公园环境、社会中的一般人际关系以及被抓获的危险系数等等所作的丰富的判断。

　　那个致徐福生于死地的司机呢，本来不能说他就是坏人。他是普通社会成员中的一分子，发生拳下死人的事情，绝非他所愿，驾车出门的时候，他不会预计到有一个人将因为自己施展暴力而死掉。他是我们经常可以在身边见到的人中间的一个，平平常常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汉子，在跟一个普通的老人发生冲突时，把拳头当成了随身携带的武器，将一场“人民内部矛盾”演化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他也许并不比一般人更喜欢暴力，也不比一般人更爱争执，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行为可以标度普通社会成员对暴力的态度。

　　抢劫杀人歹徒的穷凶极恶，算是一种“本色表演”，他们本来就属于反社会人群，如此表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一般社会成员的潜在暴力，以及他们潜意识中对暴力优势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社会更深层的危机。

　　人们身上携带着暴力因子，如同携带着某种病毒。一般状态下，人们并不以暴力开道，呈现着所谓“健康带毒”的状态。然而，在这种状态下，病毒并没有停止活动，仍然在损害着机体。当某个契机出现的时候，病毒便开始发作，暴力就开始展示，“一时冲动”的行凶属于暴力病症的急性发作，抢劫杀人之类的狂徒则可谓是暴力病毒感染者的晚期症状。

　　谁能估量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少人是暴力病毒携带者？如果一般意识中暴力强制和力量崇拜拥有“合法”地位，那么无论怎样“加强教育”，普通社会成员中感染暴力病毒的人也不会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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