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星城爱心之旅特派记者；韩雨亭

　　从北京出发，我们“爱心之旅”采访团已经走了行程的一半，一路上给予我们的触动有太多太多。这些“触动”有来自情感上的撞击，也有来自对历史文化名城的膜拜与再一次自不量力型的主观性解读，甚至，在工作闲暇的时候，还可以进一步对城市的性格与脉络的总结。既然走到了中国商业文明发展得较为前沿与完善的浙江，那么一定要学会认识这里的商业文明的历史渊源。一是历史上的“宁波帮”，一是刚兴起的“温州模式”。

　　在宁波甬江的外滩，塑着几尊引人注目的铜像，铜像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映宁波商人意欲出航经商、闯荡江湖的送别场景，由于是夜晚，我们看不清楚这铜塑场景的具体名称。但我们看明白了大概内容，妻儿怀抱着一个孩子，满脸依恋与不舍的望着即将远航的丈夫，前来送行的还有那位“远行者”的高龄父母，两位老人颤颤巍巍地望着自己马上就要离去的儿子，百感交集。而那位即将远航经商的男人，腰身挺立地抱拳告别，尽管他还不知道未来的希望究竟身在何处，但“出门创天下”的梦想仍然使他显得信心十足。我想，这可能就是当年“宁波帮”出海淘金一个鲜活的场景描写吧。

　　根据历史记载，“宁波帮”形成于明朝万历至天启年间，鼎盛于“五口通商”之后，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在20世纪中叶，“宁波帮”的重心逐渐移向海外。现有宁波籍海外人士30多万人，分居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不少是工商巨头、科技名人、社团首领和社会名流。宁波人的头脑灵活、智慧并不乏勤劳，“诚信”是他们为商原则与为人座右铭，准备的把握市场、抓住商机一方面来自于长期沉陷商海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经商与其它方面所显现出来的超人天赋，毕竟，无论什么东西在变成一种现象时，人们更愿意选择将根由归咎于“天命”，以此求得心安。有人在总结“宁波帮”为什么能海内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名望时，便将其总结为“具有财力和智力的优势”我们可以大略的梳理一下“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比如，已故“世界船王”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影视界巨头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总裁邵逸夫、美国原副州长吴仙标、美国全美中华总商会永远总顾问应行久、美国华人作家於梨华、日本孙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忠利、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会长水铭漳……。这只是“宁波帮”当中走在人群前的人物，还有太多的“宁波帮”人从生到死都与着现实的名利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作为。“宁波帮”的杰出表现像磁石一样时刻吸引着外人的眼光，也使得很多人情愿耗费一生的精力来研究宁波与宁波人，在宁波大学文学院，就专门设有一个“宁波帮研究所”。“宁波帮”的优秀在吸引大众参与研究的同时，也吸引了伟人的眼光，在20世纪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宁波帮”的地位和作用就给予过高度的评价。一位宁波人自豪地说：“上海人可以任意的称中国其它地域的人为‘乡下人’，但他们绝对不敢将宁波人统称为‘乡下人’他们只能悻悻地将宁波人称为‘小宁波’。”

　　宁波也称为中国麻将的发源地，有人开玩笑地说：“宁波人发明了麻将，四川人发展了麻将。”麻将文化在以宁波为基点辐射到了四川之后，到如今，却意外地在四川生根发芽、肆意蔓延，弄得人们不知道是四川人的还是宁波人的了。当记者走到世界最大的私人藏书馆“天一阁”时，首先进入记者视线的便是一个打麻将铜塑场景，铜像主要是描写一位外国“麻客”正与一位宁波“麻客”激烈的交战场景。另外，“天一阁”还专门辟出一个场馆展示中国的麻将文化。我们一直弄不明白作为以事业为重的宁波人，为什么会喜欢麻将呢？麻将，可能根本占据不了宁波人的正常生活，或许只是宁波人在办事的时候，才派得上用场的“公关工具”。 由于“宁波帮”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与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每当国家遇到什么大事的时候，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比如，早在1905年，旅日爱国侨胞吴锦堂先生就回国办学和兴修水利，出资30余万银元在家乡慈溪创办“锦堂学校”，兴建杜湖、白洋湖两个水库。再比如，在抗美援朝时期，港胞王宽诚先生率先捐献一架飞机和其他物资，并认购公债，支援抗美援朝。当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纷纷捐款赠物，兴办文教卫生、公益福利事业。据统计，自1984年起，已有400多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主要是海外宁波帮 ），向我宁波捐赠了近2000个项目，折合人民币6亿多元。在他们的资助下创办了我市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宁波大学，捐建中小学或教学楼300余个，医院、门诊楼、住院部、敬老院、托儿所、少年宫、图书馆百余个，还有道路桥梁、各种车辆等交通设施及生产、科研、医疗卫生、教育等设备一大批。“宁波帮”也正是有这种积极参与社会的欲望和能力，才逐渐成为了一个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典范。

　　在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中都日渐消失的时候，如今的“宁波帮”却一直坚挺。

　　当“爱心之旅”采访团一走进温州的地界时，我们对摆在我们眼前的一切并不太满意。这种不满意，可能更多源于这里的城市建设与对温州文化太过于个性的不适应。漫山遍野的陵墓建设将一座座青山弄地遍体鳞伤，乱七八糟，甚至让像我们这样的外来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我们无法去猜想，这里可爱的人民是用何等勇气地在一个到处都是坟墓的环境中，继续他们每天的生活？温州人难道就不怕黑夜吗？由于温州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所以，温州的城市建设与外界臆想中的温州想象大相径庭，甚至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这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也毫不夸张。纵横交错得毫无章法的房屋、脏乱的街道、俗气得让人难以忍受的建筑物……。

　　一位温州朋友告诉记者说：“如果你换个角度，将温州与温州人分别开来，什么时间都好解决。”我开始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具体内涵，但后来越品越觉得有味道，你想想，之所以有了什么资源都缺乏的温州，才产生了这么一批在中国最为活跃的温州商人，就像日本人在面临本土资源稀少的逼迫时，所显现出来的惊人爆发力一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辞官下海者，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范蠡。 浙江人的“重商”文化从某种程度上同样影响了温州人价值观。不过，令人惊奇的并不是温州的理论上的“重商”，而是它竟能在代表着“浙江精神”的包围中产生出一个“温州模式”，成为了一个中国的经济学习榜样。

　　马津龙先生在《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的个性》中就提到：“市场经济是个性经济，市场取向是改革就是要在承认人的个性的基础上，改革那些不适合于人的个性的体制。‘温州模式’正是温州人选择的适合于温州人个性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什么是温州人的个性呢？温州人的个性其实就表现在广大温州人身上。比如，温州人身上的传统等级观念相对非常淡漠，他们喜欢将“事情从小事做起，财富从小钱攒起”。一位长得漂漂亮亮的姑娘可以大大方方的站在大街上擦皮鞋，一名权至副市长的官员可以毫不犹豫的“弃官从商”等等，这可能与温州的历史、地势有相当大的关系。还有人认为温州的人生活态度顽强、洒脱，他们不惧怕失败，同样也不满足于成功，他们只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不闲着地赚钱。比如，在1994年8月的那场极具毁灭性的17号台风面前，温州人似乎并不惧怕，虽然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100多亿元，死亡1000多人，但没有什么人在各级政府门前哀求救济。在这一点上，也说明了温州人的自强与自立。在客观上面，政府对于温州的民营企业的扶持，也是帮助“温州模式”迅猛成长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温州模式”的概念也在一种不确定的解释中在全国推广和蔓延，在大众的观念中，“温州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最具国际规则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温州市市长钱兴中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语出惊人”地说：“温州这座城市的灵魂是创新，如果说温州经济的发展有'模式'，那它也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

　　但伴随社会的高速发展，“温州模式”正在媒体的鼓动下广为引用时，温州同样在遭受着时代的考验。比如，温州的企业构成过于单调，家族式企业几乎占据着整个温州，而在引进高科技、引进外资企业方面，温州似乎显得不太用心。在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终归会显得后劲不足，起码对于一个在商业上拥有这样活跃的地域来说，不是一个长足发展的根本。引进外资企业，引进的不仅仅是资金，可能更重要的是其更为超前的意识与思想。

　　与北方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温州人关心的是政策，机会，技术，市场等经济话题，他们永不停息的追慕财富，他们也大都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他们嗅觉灵敏得让人自叹不如，于是，人们给温州人取名“中国的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