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沈路涛 袁晔）尽管人类还无法杜绝多种灾害的发生，但通过高效的灾后救援行动，人们可以将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参加中国首届现代救援医学论坛的专家借鉴抗击非典的经历，呼吁改革现有急救体制，发动社区参与，凭借社会的协调统一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从而挽救更多的生命，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和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影响。

　　天灾人祸，重在预防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李宗浩说，无论何种灾害，能否达到减灾目的，取决于防御措施的完善程度。“预防文化”的口号如今已印在国际减灾十年的标记上。预防为主是根本的指导思想。在各国防灾减灾的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减灾专家强调，不要等到灾害造成损失后才下决心去弥补，而要立足政府权威、社会各个层面，特别是决策者了解减灾工作的潜在效益，重视灾害发生之前采取的行动。

　　李宗浩教授说，预防文化的实质，与我国解放以来在卫生领域里一再提倡、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如出一辙。组织、机构、物质、技术、规范、制度、精神和意识等方面的广泛的综合行动，构成了灾害预防文化内容的总和。所以，除了工程性措施外，还需要加强决策、规划、指挥和协调，灾害立法，提高全民减灾意识和学习相关减灾、救援基本知识技能教育。

　　防范为主，准备在先，是现代应急机制与传统危机管理模式的根本区别。武警总医院在抗击非典战役中确保了院内“零感染”，院长王发强认为，关键是及早建立了预警系统。在今年1月初医院就开始跟踪和掌握疫情动态，并准备相应药品、器材和防护用具，3月份北京发生首例非典病例后，及时制定了预案，做到了有备无患。正是因为未雨绸缪，争取了主动，尽早建立了发热门诊，确保及早隔离，有效预防了院内交叉感染。正是“及早警觉，及早准备，及早教育，及早隔离”的危机管理方式，取得了这样良好的效果。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李宗浩说，ＳＡＲＳ尽管是一种属于人们还不清楚的新的传染病，但它绝非单靠卫生部门就能解决的事情。它属于突发公共事件。所谓灾（疫）情或突发公共事件，一般指因自然、社会、政治、科技等原因，出现的突然的、出乎意料地对公众的伤害。从ＳＡＲＳ等一系列的灾害事故来看，我国的急救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要建立新的体制与运行机制，倡导社会大救援的观念。

　　当前面对越来越多的各种灾害挑战，中国救援医学会理事郑静晨认为，应加强现代化专业化救援队伍建设，使救援组织结构趋于合理：能调动各方面救援资源专门的指挥组织，能协调医院内外急救力量的统一调度中心。目前地震、民航、消防、远洋运输等部门已各自建立了救援队伍，北京999急救中心与当地的交通、消防部门也已开展协作，对交通事故实施救援。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也正准备在消防队基础上建立现代救援组织。

　　中国幅员广阔，要在每一省市甚至县乡设置一支高效率的救援队伍，可行性不大。而且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灾害，灾民能否及时获救，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己及身边的人，否则等救护人员赶到已经为时已晚。香港圣约翰救伤队总监陈焯生先生认为，训练民众成为志愿救灾人员是一种经济又有效的办法。平时可以利用余闲时间协助常规应急队伍提供人手支持，一旦发生天灾，在救援队伍不能抵达时，可以向身边的灾民提供适时的援手。

　　统一协调，“一体化”实施

　　李宗浩说，与灾害事故的突发性、群体性、复杂性、破坏性相比，不少地区的救援工作仅限于医院内急救，医院、消防、警察等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贻误了很多宝贵的院外急救的机会。他举例说，现在我国的急救中心、警察和消防部门使用的紧急求援电话号码并未像美国、英国等国家统一为一个号码，这对开展救援工作极为不便。

　　专家们还建议，我国急救中心的建立必须是立足于医院之外，功能是抢救医院外危重病人，以处理突发事件为主，结构实现网络化。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指挥系统和科学应急救援网络，动员一切可以借助的卫生资源，以及通讯、交通、能源、建筑、保险、气象、供水等部门的力量，依靠消防、公安、军队等救援人员的配合，共同完成救援任务。作为急救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救护车、直升飞机，应该不仅将它们视为运输病人的工具，而且作为抢救病人的场所，即“流动的急诊室”。

　　总后勤部卫生部的刘久成认为，建立应急反应机制实质上就是建立跨部门合作的危机管理机制，国家应尽快完善社会危机管理的跨部门合作机制，建立法定协调机构。要建立包括组织指挥体系，疾病监测、预警及信息网络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紧急医疗救治体系，应急救援体系，药材储备体系，法律法规体系7大内在构成体系。

　　专家和一些急救组织学术团体还呼吁，当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医学救援事业一体化已经成为共识，相应组织和学术团体应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把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