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长盛

　　据10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正在劳教的重庆姑娘曹艳24日在劳教所里举行了婚礼，成为重庆市第一个———也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一个———在劳教所里结婚的劳教人员。曹艳为此还获得了3天的假期。重庆市劳动教养管理局有关人士说，这场开先河的婚礼象征着劳教所管理朝“人性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这是我在最近几天看到的又一条劳教管理“人性化”的新闻。劳教人员领工资、劳教人员可以申请夫妻同居、劳教人员可以回家过节等等，都被管理者和媒体贴上了“人性化”的标签，这一次也不例外。

　　劳教管理的革新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好感与赞扬，主要原因是管理者眼中开始有“人”，而不仅仅有“劳动和教养”的对象了。然而，仔细研读劳动教养的有关法律法规，人们发现，其实劳教者结婚、领工资、申请夫妻同居等等，要么是法律、法规所支持的，要么是没有明确禁止的。这些本来就有的权利过去并没有给劳教者，而现在只不过是还给了他们而已。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本来是还权于民的行为，为何就成了“人性化”的举措而被大张旗鼓地宣扬呢？

　　随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加快，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中的“人性化”内容必然越来越多，“人性化”这个词也越来越多地被人引用。

　　“人性化”是基于人类道德和情感的一个提法，它体现为对人的法定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人性化”体现了文明的进步，但把还权于民也说成是“人性化”操作的结果，并加以大力宣扬，我认为是有弊端和隐患的。

　　它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使人们以为劳教者所得到的某项权利是“人性化”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由于个体的道德和情感是有差别的，因此在实践中，“人性化”了没有，“人性化”的程度怎样，完全取决于管理者的水准。水准高，权利可能回归给个人；水准不高，管理者就会将劳教人员应得的正当权利剥夺，当劳教人员表现好或者是为了迎合某种潮流时，才将这些权利当成一种奖励还给劳教人员。这样做的最终结果还是剥夺了劳教人员应该有的权利。

　　“人性化”是个实践过程，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人为操作因素很大，其尺度也很难掌握。管理者有可能为了“人性化”给予劳教人员不应有的权利，也有可能对一部分人“人性化”，对另一部分人不“人性化”。还有可能在“人性化”的旗号下夹带私利，如给某人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劳教时间等。这些带有弹性的“人性化”实施过程，给管理者提供了腐败的可能。

　　应该认识到，法律法规就是建立在尊重人性、敬畏生命的理念上的，“人性化”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急于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尊重所有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