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克智

　　10月9日下午，登封市一家没有通过安全生产验收和无营业执照的煤矿———昌达煤矿发生一起恶性透水事故，17名矿工被困井下(现已证实全部罹难)。10月10日下午，新华社记者顾立林在采访河南登封市昌达煤矿透水事故时，采访被阻，相机被抢，并被殴打致伤(参见10月22日《中国青年报》)。

　　事件发生后，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严正交涉下，登封市委成立专案组进行查处，对涉案的国家公职人员只是给予了行政处分或党纪处分。笔者不禁要问，登封市委的处理是否真正合理、公正呢？事情是不是到此就很明了，并可以划一个句号了呢？看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报道说，顾立林接到采访命令后于10月10日下午赶到事故现场，被允许在较远的地方拍照。负责维持事故现场秩序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敏大喊：“把他的相机夺过来！把胶片抠出来。”八九名不明身份的人员跳将出来，对记者扭胳膊、抓头发、卡脖子、脚踹脸，拳打脚踢；记者大声呼喊“救命”，现场围观的近10名警察无动于衷，负责联系记者采访的宣传部副部长和安监局副局长也只是静观，直到记者的相机被抢走，身上多处受伤。这些不明身份人员对记者围攻、殴打，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

　　你看，这些国家公职人员，和那些“不明身份”的打手们，配合得不是有点异常和“默契”吗？打手们何以在公安局副局长、宣传部副部长、安监局副局长等衮衮诸公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大打出手？其中的蹊跷之处，实在令人生疑。肖余恨先生评论说：这三位身处现场的主要领导都是同样处之泰然的态度，“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自作主张，与当地政府的态度相违背”。“当地政府处分了这三个当事者，是出于舆论的、上级的压力，还是出于制度的、纪律的自然结果，恐怕还很难说清楚。如果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授权，这三个人敢不敢如此胆大妄为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三个倒霉蛋什么时候官复原职或者异职做官也不是没有可能。”(肖余恨《中央文件咋也保护不了记者采访权？》，2003年10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这种担忧很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报道说，登封市公安局已对初步查清的参与殴打记者的村治保主任和2名矿工分别予以治安拘留15-10天处罚。笔者在此倒想问问：有关部门什么时候把其他打手捉拿归案并依法加以惩治呢？能不能查清这些打手们逞威的胆子从何而来，是不是得到权力部门的撑腰打气或怂恿呢？我想，倘若真有权力部门的庇护和支持，此案的性质就严重了。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笔者认为，要使该案得到公正处理，司法部门就必须独立介入其中，而不能仅由当地党委、行政部门调查了结，否则，难以摆脱袒护、包庇之嫌。相关的公职人员如果触犯了国家法律，必须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不能仅以政纪、党纪代替法律的惩处。所有不法者和渎职者，必须接受法律的拷问和惩治！

　　诚然，我们有骄人的成就和辉煌，文明的阳光到处普照，但面临的问题亦多而深，尚有许多阴暗、诡谲和祸患久驱不散。在今天，“指出弊病所在，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我们注意到，在此案中有一个细节：为了保护记者的采访权，中央办公厅制订了有关支持新华社记者采访突发事件的文件，这可是其他媒体记者难以获取的“待遇”。众所周知，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而新闻记者则担负着报道事实，进行舆论监督的神圣职责，记者的采访权在我国相关的法律里是有明确规定的，但还要由中央办公厅单独赋予“特别通行证”，可见新闻记者采访之曲折之艰险！尽管如此，一些地方发生矿难之后，新闻记者仍然冒着被地方政府或黑心矿主围追堵截，甚至被黑恶势力杀人灭口的危险，深入采访，坚持将事实真相公诸于众。他们没有矫饰和遮蔽这种人间的灾祸和危机，他们对苦难的咏叹和对拯救的呼唤，让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扼腕唏嘘乃至泪流满面。采访中随时遭遇的艰难、屈辱、困苦以及不测风险，真是一言难尽！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部门必须切实维护广大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