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惟一必须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会使我们变退却为前进的努力陷于瘫痪的那种无可名状的、缺乏理性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富兰克林·罗斯福

　　□文仇勇

　　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这样，向我们的智慧、勇气、伦理道德和生命的意义提出如此严峻的挑战。千百年来，我们依靠着民间故事、寓言、梦和宗教信仰来试图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并希望有某种超脱人类认知之外的神秘力量来拯救最后的痛苦，并掩饰真相。而在最近几十年，我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死亡的方式，就是医院。在这里，死别的伤痛可以隔绝，自然的腐败得以洁净，然后再用隆重的葬礼来包装，以至于死亡最终变成了一种庄严的仪式和商业的门类。医院隔绝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它将死亡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医学的进步真的能否决自然界的法则，并使得我们可以做到对死亡视而不见吗？

　　死亡创造了人与人的平等，但艾滋病却将这种均衡打破。曾经有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对道德异端的清洗：它无情地惩罚着那些同性恋者、吸毒者和性行为不检点的人群，但事实上，我们都无法幸免于难——他们的痛苦最终将以不同的方式转嫁到我们的身上。

　　1980年，一种新的奇怪的疾病在美国洛杉矶的男同性恋人群中被确认。这种疾病的症状包括发热、体重下降、淋巴结肿大、腹泻和鹅口疮。同年，纽约和旧金山的医务人员注意到，这些同性恋者中正在蔓延一种罕见的肿瘤——卡波西肉瘤。在此之前，医学从未遇到这样的一种生物，它足以摧毁专司人体对抗入侵物的免疫系统细胞。对于1970年代的医生来说，他们相信依靠药物的帮助，人类已经克服了细菌性和病毒性疾病的破坏，但这一次，微生物才是意外的胜利者。

　　1981年年底，医生们将这种新的疾病命名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GRID)。但是不到一年，在非同性恋人群中也发现了这种疾病。1982年，这种疾病正式被命名为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一般认为，是法国科学家蒙塔尼于1983年率先从病人的血清中分离出第一株HIV病毒的。

　　但是，早期艾滋病毒的发现在引导有效治疗上进展缓慢。在关于HIV病毒是不是引发艾滋病的问题上，许多学者有不同意见。这一争论直到2000年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时才结束。有全球5000多名科学家联合签名的《德班宣言》重申，HIV病毒引发艾滋病已是定论。

　　艾滋病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也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1988年，一位美国免疫学家在文章中表达自己对人类对付艾滋病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的惊奇：“我从未见过任何研究的进展足以与专研艾滋病病毒的研究室所获得的进度相媲美。如果考虑到发现艾滋病病毒仅有7年，而且它又是地球上最复杂、最令人头疼的生物而言，这些成就实在令人惊讶。”

　　1987年，葛兰素威廉率先推出齐多夫定(AZT)，并获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批准，成为最先应用的抗艾药物。但是，人们不久就发现，单一应用一种药物，虽然病毒复制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是几乎100%的服药者在治疗12周后出现病毒数量的反弹。虽然医生们把治疗方法从单联提高到双联应用，但随后在病人身上产生的耐药性又使得所有研究者迷惑不解。

　　刚刚燃起的希望迅速在空气中破灭了。为什么会这样？科学家在1995年和1996年的研究证实，HIV-1(两类HIV之一)至少存在10种不同的基因亚型，并可能在传播性上有所不同。这些研究驳斥了人们起初的看法：在那些经过10年时间仍没有出现症状的HIV携带者身上，HIV病毒并没有沉默和休克，而是以每天109的速度产生着新的病毒。而免疫系统长时间监视HIV病毒的产生，直到后者变异出最后打败免疫系统的“特种部队”。

　　这一新发现正好与新一代抗艾药物——蛋白酶抑制剂之所以能够抑制HIV数量增长的原因相佐证。1994年，蛋白酶抑制剂经过4至5年的研究逐步推向临床，并可使HIV感染者体内病毒数量快速而持续下降。

　　三种抗艾药物的联合治疗方法后来被命名为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俗称“鸡尾酒”疗法)。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作为这一疗法的创始人，因而入选《时代》周刊1996年的世界风云人物。

　　但是，医生们仍然无法坦然面对这些不断增多的艾滋病患者。抗艾药物的出现虽然可以暂时阻止HIV病毒的复制，但是却无法彻底打败它。在疫苗研制方面，人类同样成效甚微。

　　那些有幸住进高级病房的艾滋病患者，他们的身形仍在日渐消瘦、发高烧和忍受各种并发症、药物副作用的痛苦。他们睁着空洞的双眼，不断向医生寻求无言的保证，保证他们可以由这种痛苦中解脱——而最后的解脱方式，正是死亡。

　　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够有尊严的死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是那扇紧闭的手术室大门或者暗夜中的病房隔开了别人的目光，仅此而已。执着的年轻医生会一直观察病人的瞳孔，直到它们对光线毫无反应，变成一个固定的黑暗的大圆环。所有的医务人员不情愿地停止了工作，整个过程由急迫、英勇的急救，迅速变成沮丧、悲伤的失败。

　　“房间里充满了战败后的残迹，在饱经蹂躏的现场中央躺着一具尸体，对于片刻前那些极力想要救人的医生来说，它已经丧失了吸引力。”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一位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舍温·努兰在其著作《死亡的脸》中写道。

　　作为一名医生，努兰的痛苦是：“无论他们在面对注定的死亡时有多坚强的毅力，其无情的死亡过程，每次却都令人气馁。”

　　对现代人来说，发现自己的无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忘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究其一生得出的感慨：“我们对客观现实所进行的所有科学研究都很原始和幼稚，但是，这正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