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召开的这个学术会议上，艾滋病被广泛地提升至“安全危机”的高度来谈论；而政府防治艾滋病的作为也被纳入“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范畴。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央政府的诉求一如既往地强烈，他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的行动，因而，此次诉求显示出更多的建设性和积极态度

　　艾滋病：事关国家安全

　　撰稿／李宗陶(记者)

　　“4年前，当我的政府把艾滋病看作一个安全问题时，很多人嘲笑我这么做，现在，他们再也不笑了。”2003年11月10日上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讲坛上说。

　　前来清华出席“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克林顿此行的身份是：国际防治艾滋病基金会主席。“我知道此次研讨会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抗击艾滋病毒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有这样一个敌人，使那么多人死亡，使那么多国家受影响，这就是一个安全危机。”克林顿说，尽管他与布什总统存在政见上的分歧，但在艾滋病的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一致。

　　他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反复强调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样东西的破坏力像艾滋病这么严重。据刚果政府预测，刚果20%的军队士兵都受到了艾滋病的影响，联合国维和部队因此无法在当地招募到更多的士兵。

　　“如果我们已知用一种可以支付的价格就能扭转局面，为什么不现在就行动呢？”克林顿先生双手支在讲台上，诚恳、潇洒，富有感染力。

　　“SARS不该再是报纸头条”

　　美国华裔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和他的幻灯片一同出场。一张有关SARS与艾滋病比较(全球统计数据)的表格随即出现在大屏幕上——

　　SARSHIV／AIDS病例数8000 7000万(累计)死亡率10% 99%(若得不到治疗)性质急性慢性多途径传播是否

　　何大一说，SARS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急症，威胁和影响到了全球，而艾滋病的现状同样非常令人震惊。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2002年底，全球有4200万人被感染了，另有2500万人死亡了，所以累计近7000万人被HIV病毒感染。其中，美洲有200万，欧洲有50万，大部分都集中在32个发展中国家。

　　在SARS被遏制的今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AIDS正在出现第二轮回潮，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大国将无可避免地受到较大影响。

　　克林顿则认为，艾滋病发展的速度要比SARS快得多，按照现在的传播速度，到2010年，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死亡。“当然SARS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但是它已经不能占据报纸的头条了。”他说。

　　“安全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就在我说完刚才这句话的五六秒钟里，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HIV病毒携带者。在克林顿先生演讲的那半个小时里，全球新增HIV病毒携带者314名。每年，新增人数是550万。这是艾滋病现在的蔓延速度。”新闻媒体组的主持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刚从印度一个艾滋病村归来。

　　而何大一教授在10日上午公布了2002年的统计数字：全球一天就会增加14000例感染，其中95%是在发展中国家，2000例发生在儿童身上，12000例是15-49岁之间的成人。

　　中国艾滋病患者到底有多少？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教授告诉记者，卫生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1985到2003年6月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数字是45029例，这是经过医疗检测核实的报告数，与实际人数相比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哨点(设立于1995年)监测最新估计，中国已有85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新华社：中国日报，2002年4月12日)。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个估计数字低于实际数字，因为在中国，农村地区的资料搜集很不充分，而且只涵盖五类人群：性工作者、吸毒者、性病患者、卡车司机和孕妇。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1年发布的一个报告，中国已有1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到2010年，感染人数将达1000万人。

　　何大一教授指出，这个报告的涵义是：中国正处于艾滋病爆发的前沿，并且将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和蔓延。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大约有16万已经死亡(又一数字为22万)。景军说，在中国的局部地区和高危人群中，艾滋病问题日益严重，如果不能迅速改变现有的艾滋病防治法律和政策环境，到2010年，130个中国人中就会有一个感染者。这种局面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艾滋病大国，而且还会引发出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艾滋病真的到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步了吗？景军断然回答：就目前艾滋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蔓延现状而言，绝对是。他说，在中国总人口中，少数民族只占8%，但在检测出的HIV携带者中，少数民族却占到了36%。“这些地区地处边远，有的还同其他国家接壤，属于战略要地，而艾滋病对这些地区的社会安定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应当引起相关部门和官员的高度重视。”景军说。

　　另一方面，在中国农村，240万-320万人可能正由于艾滋病变为赤贫人口，对扶贫的成就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至少有80%生活在中国农村，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疗，会由于病情恶化而变成艾滋病人。一个艾滋病病人会连带2-3名人口变成赤贫人口。所以到2010年，全国出现1100万感染者的时候，以800万农村感染者来计算，由于艾滋病所造成的贫困人口将高达2400万-3200万，同时会出现23万艾滋病孤儿。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扶贫成就很可能因此毁于一旦(记者此前采访的国务院扶贫办江烈副司长介绍说，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9年的1.25亿减少为2002年底的2820万，但他们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疾病的袭击)。

　　“贫困即会产生暴力。”这是克林顿的观点。

　　新发病例人数的快速增长已非常明显，2001年上半年的感染率比2000年上半年增加了67%。为了防止这些HIV携带者转变为艾滋病人，全社会将耗用巨大的成本来治疗和防止继续感染他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主任、中科院院士曾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经济预算，60万-100万HIV携带者将消耗4700亿-5700亿元。“艾滋病带来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大的，泰国在2000年估计的损失大约是90亿美元。”

　　除此之外，何大一教授指出，艾滋病对于一个国家处于最佳年龄段劳动力人口的折耗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在南非的波斯瓦那，人们由于HIV感染损失了20-30年的寿命。曾毅教授也向记者证实，在津巴布韦，人的平均寿命是65岁，但艾滋病的流行使之下降为39.2岁。而在中国的一些艾滋病村，青壮年的广泛感染使得村中只见老人和孩子。

　　“如果没有健康，就不会有任何的安全与繁荣。”何大一在演讲结束时，“向这个伟大国家的领导层发出呼吁”，并且希望每一个中国人看清楚，这种流行病并不仅仅是生物医学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们的责任，需要大规模的、综合性的、全社会的反应。

　　“我的信心比去年此时强”

　　去年7月，景军教授曾在河南的一户农家失语。农家一贫如洗，支在大门过道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正在不停哭泣。她的儿子和媳妇都已死于艾滋病，留下一个小孙女。她所在的那个村子，已有190人死于艾滋病，这些死者留下了62位儿童。

　　当老奶奶从蚊帐中伸出枯手，攥住孙女的手泣问景军“我这个娃将来怎么办”时，他哑口无言。“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这些孩子面临的生活、教育问题不是我们这些研究者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尽管当时我多么希望讲出一句话，就是：老奶奶，您孙女一定会受到照顾的，她一定可以继续上学的，她长大以后一定会活在一个没有艾滋病困扰的世界里！”然而，他终究没能说出，因为当时政府对于HIV感染者的检测、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和艾滋病孤儿的救助都还处于不甚明朗的状态。

　　“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的信心要比去年这个时候强多了。相信那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艾滋病防治的人士也是这样的心情。”景军教授在接受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他的信心来自一连串的好消息——

　　在今年9月联大艾滋病特别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五项承诺，包括将艾滋病的防治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对工作不力造成传播的地方政府追究责任；政府出资对农民、城市中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药物治疗；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贩毒、吸毒的犯罪行为和卖淫、嫖娼的不良行为等等。“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11月8日，就在研讨会召开的两天前，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重申，中国政府将免费为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药物。受惠的将是城市低收入的艾滋病患者和农村的艾滋病人。这其实是今年3月卫生部启动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程的首批受益者。54个示范区覆盖了11个重点省份，在示范区内，凡是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都能获得免费治疗，部分其他原因的艾滋病患者也能享受免费治疗。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说，2003年底，示范区将扩大到100个县。

　　据记者了解，自2002年下半年起，国家已先后批准东北制药总厂和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4种国外已过专利保护期的抗病毒药物，构成两个“鸡尾酒”组方，并在药价方面做了强制性限制，使药价由每人每年4万元(进口药)下降到约3500元(国产药)。加上国务院批准对国内定点生产抗艾药物的厂家实行免收增值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治疗成本大幅下降，这才使得部分患者得到免费治疗的机会。

　　中国有可能启动“强制许可”推行艾滋病药物国产化生产(即当本国疾病蔓延严重、而进口药品又非常昂贵时，动用强制条款来进行相关药物的仿制，目前这样做的国家有巴西、印度、泰国)。克林顿在讲演中介绍说，在巴西，所有的艾滋病病人都使用当地生产的药品。巴西不仅可以因此每年节省几十亿美元的基金，并在过去5年中将它的HIV感染率下降了75%，AIDS死亡率下降了50%。

　　会场上，当一位国内生产商向克林顿询问对中国如果实行“强制许可”的态度时，克林顿立刻说：“我一直强调制药厂应该以低成本向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提供药品。这些制药厂经过上百年的运作，应该可以弥补在研发、运作方面的成本，理应做到这一点。”

　　他带来一些好消息：就在上个月，艾滋病病人的医疗费用已由一年350多美元降到不超过140美元(部分疗法)，而提供给4个非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药品，每人每天只需要30美分就够了。他相信降价还有空间。事实上，离开白宫后，克林顿一直在运用他个人的影响力与那些掌握专利权的大药厂进行磋商。“我希望把便宜的药品带到中国和整个亚洲来，我会尽全力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疫苗不再遥遥无期

　　为什么人类到现在还不能攻克艾滋病？病毒学专家曾毅教授的通俗解释是：病毒变异得很厉害，抗药性很快出来了。“一个药不行，两个药好一点，所以美籍华人何大一教授就用三种药打击两个靶点，这样三分之二的病人可以维持长久。美国打篮球的约翰逊就用这个治疗，现在活得挺好。”这就是著名的“鸡尾酒疗法”。

　　在过去的4年中，何大一和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他的同事们已经将研究重点从基础研究转向疫苗开发和预防AIDS。两种疫苗已被研制出来，一种是DNA疫苗，可激发人的免疫系统，使之能够识别艾滋病的蛋白原；另一种在天花疫苗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艾滋病基因，目的也是激活人的免疫系统，让它充分识别艾滋病毒。

　　何大一说，这两种疫苗都已在动物身上做了测试，并在合适的条件下生产出来。“最近我们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批准，能够在临床上对疫苗进行测试，希望很快也会在中国得到这方面的测试。”

　　学术界对艾滋病疫苗的问世并不乐观，一种观点认为：“很遥远，5-10年之内不可能。”而从本次会议传递的信息来看，情况似有好转。曾经坦言“这十几年间我常常感到束手无策”的何大一在接受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决不会轻易放弃打败这种病毒的努力。”-

　　艾滋病人也有贡献

　　访美国国务院副新闻发言人李克撰稿／李宗陶(记者)

　　美国国务院副新闻发言人PhilipT. Reeker(中文名李克)的身体语言很是丰富，配合他反应迅速的回答，无形中构成一种对话间的张力。

　　他的笑容亦是友好的，一如他左胸那枚中美国旗的徽章熠熠生辉。

　　记者：在您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4年中，美国政府对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李克：事实上，我担任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处外交官已有11年了。我看到了HIV病毒以及AIDS艾滋病成为外交政策上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的全过程。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卫生保健或者人道主义的问题，还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艾滋病在摧毁个人、危害社会上的所作所为，这对我们有所启示。所以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美国政府会提供援助，而从国家安全的立场出发，我们更愿意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合作，在这个疾病毁灭社会和国家以前制止它。

　　记者：您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对艾滋病的立场和以往各届政府相比，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克：在艾滋病这一问题上，布什政府采取的是一种持续的关注，因为这两届政府都知道艾滋病的严重性。我们国务院是从国际合作和安全隐患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为了全球的利益，也出于对我们自身的考虑，布什政府为今后的10年建立了一个约有150亿美元的总统基金，这笔款项可以被用在世界各地的项目上。

　　不过我个人认为，对一个国际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鲍威尔先生运用了他们作为领袖的权力、影响和与媒体的关系，来宣传预防、治疗艾滋病的重要性，消除人们心中恐惧的阴影，引导我们要关注于如何处理这一切。

　　记者：在美国，公众对艾滋病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艾滋病患者是否受到歧视？

　　李克：我们越来越理解这些病人。首先我们不再感到他们是危险的，从而能够接受他们并且关注于如何帮助那些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针对艾滋病进行教育，避免更多的人患上艾滋病，让其他的人理解艾滋病，消除它在人们心中的烙印。我们要告诉公众，艾滋病没什么可怕的，唯一可怕的是无知。

　　记者：现在对这些艾滋病患者的关注是通过什么渠道表现的呢？

　　李克：我们将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要告诉艾滋病患者们，他们对这个社会依然有很大的贡献。有了他们，我们才能继续我们的研究，发明新的技术来抑制这一疾病。具体做法包括和他们交流，教他们措施来避免疾病的进一步蔓延。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艾滋病的？

　　李克：艾滋病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时我正在读高中。等我进入大学以后，艾滋病开始更多地被人所知。

　　记者：在您的朋友和亲人当中有人患有艾滋病吗？

　　李克：就我个人而言，我知道一些艾滋病患者。幸运的是，在我亲密的人中还没有人感染上艾滋病。不过情况仍然很严重，它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记者：据您所知，在美国，吸毒和性行为哪个是艾滋病更主要的传染渠道？

　　李克：首先，是静脉注射，而不是吸毒导致艾滋病的传播。至于哪个占的比例更多，我也不清楚，我是一个外交官，并不是艾滋病专家。但是我们需要教育公众关于艾滋病知识的每一个方面，这样年轻人就知道它的危险性。所以他们至少不会滥交，并且会使用避孕套，这十分重要。-

　　那些忧虑的人们

　　撰稿／李宗陶(记者)

　　濮存昕站在我面前，胸前佩着红丝带徽章。他纠正说：“我的身份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作为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会议的他还担任“关爱”组主持人。几天前，他与何大一在清华园内完成了一个宣传短片的拍摄；十几天前，他与清华学生一道参加义务献血，这是他第四次献血。“我觉得关键是政府要足够重视。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为了指责什么，而是要提一些具有建设性、操作性的意见。”当那些农村艾滋病患者“活着”的无助一次又一次震撼他的视线之后，濮存昕觉得，没有什么比“即刻行动起来”更重要了。“首先是加大投入。为什么我们连续三年向世防会申请援助没批下来，是我们自己投入得太少了。然后，是让这些人有继续生存的权利，有尊严地活着。这是我和许多人正在做的事情。”在他的背后，我看到蹒跚走过的高耀洁和正襟危坐的张北川。台上，自嘲为“政客”的克林顿正挥洒自如，从容道来。克林顿的影响力似乎并没有因为他退出政坛而削弱，所以，现场一位老先生表达了一堆对前总统的仰慕之后正色道：“希望看到您运用您的影响在全世界游说，中国13亿正受到艾滋病威胁的人都会支持您。”据了解，克林顿此番访华与何大一有相当大的关系。何大一曾任克氏顾问，而他的研究领域恰好与克林顿下野后的世界预防艾滋病基金会主席一职有共同语言。据何大一说，因为SARS的原因，这是一次迟到的出访。尽管导师曾经劝诫何大一不要“卷入政治”，但科学要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往往须借力政治。在AIDS面前，勤勉的政治家与勤奋的科学家同样令人尊敬。更何况，许多中国人喜欢这个具备“人性的弱点”的前总统。你看，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记者兼主持人颜泽玉向克林顿的提问就暗藏机锋：“如何说服年轻人使用避孕套？”“我已经老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克氏轻松化解。现场一片笑声。

　　颜泽玉今年2月在北京地坛医院拍摄了一个正在治疗中的河南艾滋病患者的纪录片。一位护士告诉他，在谈对象的一开始，没敢告诉对方她是干什么的，只说是护士；随着关系渐进，带出“艾滋病房”；直至某天，才有意无意透露“今天又收了个艾滋病”，这时，两人关系已经确定。片中，依然只见病人背影。所以，直至走出病房，颜泽玉依然无法回答：何时他们不再受歧视？疾病所引起的社会歧视问题与今年春天的SARS一同爆发。SARS过后，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反应可能有点过头，不该对SARS病人予以歧视，因为他们是弱者。景军教授说，相比之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遭受的社会歧视，除了恐惧，还包括厌恶、鄙视等等。最值得警惕的是，严重的社会歧视，很可能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逼入地下。

　　“因为没有检测手段，许多携带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传染给一般人群，我们又怎么能对他们横加指责呢？”景军认为，反对歧视和防治艾滋病是一个保护他们与保护我们的辩证关系。曾毅教授至今记得他初到云南瑞丽的遭遇。“我伸出手来跟县委书记握手，他不敢，说你是搞艾滋病的，不要传给我。我说好，今天晚上给你五大班子上课，上完再握手。”对艾滋病知识的贫乏不只在农村，当一些大学生向他询问接吻会不会传染HIV时，他解释了：唾液里极少有病毒，接吻时不会有感染；不但一般礼节性的接吻，就是情人之间的接吻也不会感染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因为接吻而感染HIV的。“我只能说，请不要深深地接吻。”老先生最后说。事实上，克林顿接到的第一个提问“如果你是一个艾滋病人，请你从三项中选择一项”在两天前曾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们郑重地抉择过。记者有幸参加了这一抉择：12张纸条上分别写着相互依赖、身体外貌、住宅、未来计划、财政保障、智力思维等权利，当第一批不得不拿6项时，我发现自己与外界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当再次被拿走3项后，我发现自己已是“苟活着”。

　　虽然克林顿选择了“权利”：“我要求他们尊重我。”也许他觉得这样可以解决社会歧视，但大多数同学并不这样认为。

　　大一学生的眼睛还很清澈，尽管是一次课堂模拟，但他们眼中那种权利被逐项剥夺后的恐惧和忧虑，和刚刚下过的那场大雪一起，定格在我心里。-

　　艾滋病人也有贡献访美国国务院副新闻发言人李克(图)

　　艾滋病：那些忧虑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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