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洋行要想获得中国政府订单，得通过买办；当时的中国军阀要购置军火，也得通过买办……金银华账房路路通官场-本报记者王志辉

　　买办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只是洋商的助手，其职权只是洋行的“总管”和洋行华籍雇员的头目，所有的雇员都由买办招募和担保。19世纪60年代以后，买办转变为洋行的代理商，其标志就是“华账房”的出现。买办对洋行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承包制，所以称呼“华账房”或“买办”，含义几乎完全相同。一般讲，按照买办与洋行之间签订的契约，洋行承认买办的“华账房”为洋行的有效代理机构，但“华账房”在商业往来中只能用洋行“华账房”的名义，而不能直接用外商———即洋账房的名义。但实际上，买办在生意场中都是以洋行的代表出现，尽管从事自己的商业，也往往会打着洋行的旗号。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告诉记者，掌管“华账房”的买办，除了负责为洋行招徕航运业务，经手进出口交易外，还要担保钱庄和华商的偿付能力，经手洋行营业上的银钱往来，同时还要负责提供各种商业情报，其职权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常常称其为“华经理”。天津华账房多负无限责任制，对于一般的商业风险或损失均能自行承担。奢侈华账房一掷千金钱如土

　　“华账房实际上如同买办的公司。在经营方式上，各洋行的华账房也有不同的特色，南方买办一般以精明甚至吝啬而著称，北方籍买办则多有不同。横滨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的经营明显表现出北方人的性格特征，仗义而缺乏精明。他好名喜谀，亲友来借贷，只要说得他高兴便可以成千上万借给而不立任何有效的手续，以致形成了许多呆账。”刘海岩告诉记者，魏信臣华账房的会计账目也是“一锅粥”式，甚至把家庭的日用、亲朋的接待和投资的盈亏统统混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初，正金银行华账房积年亏累，财政已显危机，魏信臣的奢侈却依然如故。每到新年，魏信臣都要向日方人员分送礼物，并邀请全银行人员及其眷属到家中饮宴，以赢得日本人的赞赏，显示自己的财富。每逢年节他都要到买办宁星普家中拜贺，照例都要以1000两银票作为送给孩子们的压岁钱。由于他讲究吃喝，华账房的午餐便日日丰盛如饮宴，以致有“紫竹林小馆”之称。独特关系网津城买办通官场

　　从清末到民初，天津的外国洋行和银行大都盯住了两大市场，一是华北腹地市场，另一个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清政府和后来的北洋政府。19世纪的洋务运动要订购国外的机械、军火，北洋军阀打仗也要从国外购买武器弹药，这些都为天津的洋行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各种对外赔款、借款，又为外国银行所觊觎。于是，与官场打交道，获得政府订货或政府贷款，就成为天津的外国洋行和银行的重要业务。这些洋行和银行的买办，也就必须与官场建立密切的关系，建立独特的关系网。这就使天津买办形成了与南方买办颇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

　　刘海岩说：“与上海等南方的买办相比，天津买办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与官僚关系的密切。天津与北京如此接近，致使许多在天津设行的外国银行和洋行都把争取北京的中央政府做他们的主要客户列为天津行的主要业务。因此，他们需要通过买办打通关节，获得更多的政府借款或订货。”

　　在这种背景下，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行的买办，都处心积虑地借助各种渠道与北京中央政府的官僚或在天津的实力派官僚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

　　一个买办要想在天津这样的城市做好生意、立稳脚跟，就要在实力派官僚中找寻政治靠山。而一个官僚尤其是在天津办洋务的官僚，要与外国洋行或银行打交道，也必须借助买办为中介。民国以后，军阀们购置军火、寓公们想把自己来路不明的钱财存入天津的外国银行，都只能通过买办。所以，天津的买办从一开始便与官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家财上千万中介置业两不误

　　由于买办与洋行之间是承包关系，洋行并不妨碍买办经营自己的商业。天津的买办从一开始便大都在为洋行服务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商业或投资。

　　“从总量上，我们无法估计天津买办拥有多少财产。但是，从天津早期著名的四大买办的财产分析中，我们可以对天津买办的财产规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刘海岩告诉记者。根据曾任天津海关道的蔡绍基的估计，梁炎卿在全盛时期拥有财产大约2000万元，数目高居天津所有买办之上。梁炎卿死后，其子女析产时，财产估值为1000多万元。梁所拥有的股票和证券，据1938年的估值为500万元。

　　1921年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去世时，郑家的财产大约为1000万元，主要包括在英、法、俄、日租界、老城区，上海、烟台、澳门的房地产以及天津、上海多家公司的股票。此外，还有独资经营的报关行、煤栈等。据当时汇丰银行华账房的管账人说，吴调卿在汇丰银行时的收入，每年大约为20万两，最多时达40万两。吴调卿辞去买办时，账面上除了支出外，尚余银140万两。他的家中人口不足20人，生活费每年达5万两，雇用马夫及男女佣人有五六十人之多。1927年，吴调卿去世时，所遗财产大约四五百万两。

　　1927年仁记洋行买办李吉甫死后，李家开始分家析产。当时李家的不动产估值200万元，加上票券和其他投资，仁记李的财产估计大约为六七百万元。建造豪华屋天津买办会享受

　　从买办住宅的分布及其状况，也可以看出这些暴富的人们在天津的生活轨迹。最初从南方来到天津的买办既没有与外国人住在一起，也大都盖不起自己的房子，居住状况很是一般。不论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还是怡和买办梁炎卿、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都在当时由清政府管理的美租界内的招商局南栈租房居住。此时，在天津的西方人纷纷在英法租界西界以外私下向中国业主廉价购买土地，买办也逐渐加入到了这一行列，因为当1897年这些地区被划为扩展界以后，那些来自南方的买办大都在这些地区拥有了自己的地产和住宅。

　　当时，天津的建筑材料制造业显然还没有发展起来，买办们就利用被拆除的天津城墙的城砖盖房，遭到了老城区天津人的咒骂。他们的住宅都是欧洲风格的建筑，堪称豪华，与那些有财不外露、崇尚节俭的传统商人相比，买办显然已经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逸信洋行买办孙仲英20世纪初已经拥有了一所豪华的花园洋房，造价超过了50万元。住宅内陈设着专门从欧洲进口的家具，收藏着珍贵的古瓷器，花园也是中国式的。

　　20世纪20年代以后，天津的买办制度开始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华经理制度演变。一些洋行废除了承包式的买办华账房，任用业务经理，另外一些洋行却一直保留着名存实亡的买办。如：美商公懋洋行20年代废除了买办，改行业务经理制。他们从南开大学选拔毕业生，送到美国培训回来后任用为洋行工程师、分行经理甚至总经理。此外，也有的洋行从本行高级职员中选拔能干、忠实可靠的人才，担任洋行的经理职务。“买办”这个名词，就这样逐渐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