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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宁
近日，新华社记者对在武汉打工的一位彭姓农民跟踪采访了115天，亲眼目睹了他谋生的艰难———115天中，这位农民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经常吃不饱饭，甚至睡在马路上；为11个老板打过工，却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有工伤，没工钱”，三个多月时间他只拿到现钱415元。为此，妻子离他而去，母亲有病没钱治，“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
进去”———一个肯规规矩矩出力气打工挣钱的农民工，在繁华的都市里竟然找不到混口饭吃的希望，这是一个可悲且可怕的故事。
这位农民说他“不怕吃苦受累，就想过上好日子”。应当说，这个要求一点也不高，实在合情合理。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实在应该给“不怕吃苦受累”者更多“过上好日子”的机会，给每一个人更多凭正当劳动谋求幸福的通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社会的某些环节肯定出了毛病，甚至隐藏着某种危险。比如，倘若不兑现工人工钱的老板只是个别人，我们可以分析其个案的原因，但是，这位农民“为11个老板打过工”，“却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那么，我们是不是必须问一问：机制上的漏洞在哪里？
同样是来自新华社的一则报道，让我们看到了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死结是怎么打成的。这篇题为《交工之日，讨账之时———一个包工头诉说“维权怪圈”》的报道说：“发包方拖欠工程款，承包方就拖欠民工的工资。”似乎谁都有苦衷，但是，承受最终、最大苦痛的是谁呢？不是发包方，也不是承包方，而是干活的民工。由市场某些领域的失序和混乱所导致的苦果，最后全都要他们来吞下，一层层的矛盾积累起来，最终的痛苦尽数压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辛辛苦苦打工却拿不到报酬，甚至“有工伤，没工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问题确实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不可否认，有关方面以及社会舆论一直在尽力地帮助他们，但“打工前一定要与用工单位签劳动合同”之类的提醒，于一些人来说近乎隔靴搔痒。因为凭他们的处境，他们根本无力要求用工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也无力与用工单位对簿公堂。许多时候，一些人只能以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赌一回。幸运的，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不幸者则只能将眼泪往肚子里咽。甚至可以说，是这些民工以他们的“有工伤、没工钱”、忍饥挨饿以及对生活的绝望做代价，换来某些人的滚滚财源。这样的交换显然有失公平，但这样的交换就这么长时间在一些地方持续着。我们之所以关注类似的“有工伤、没工钱”的现象，因为它事关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而这个公平问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它值不值得众多媒体一年接一年地追踪、追问呢？值不值得社会更多地为民工鼓与呼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说到社会公平，它并不空泛而无形，它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文明、健康、人性的社会丝毫不能动摇的法则。犹如一个人离开了空气和水即不能生存，一个负载人性与文明的社会如果缺失了公平，也将难以为继。而及时检讨我们与公平社会的差距，并切切实实缩小这种差距，正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