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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比可

　　“飞车抢夺”是每个广州人的梦魇。但你可能没想到，还有一群“飞车英雄”，他们专门和“飞车党”过不去，“舍得一身剐，敢把歹徒拉下马”是他们的口头禅，他们常常上演在高速驾驶中将后座上的歹徒一把拉下的惊心场面，他们常常孤身对付对方好几个壮汉。于是，媒体用“英雄”来形容他们(11月16日《羊城晚报》)。

　　不过，这样的称誉，我觉得是不妥的。实事求是地来看，在“飞车英雄”与“飞车党”的较量中，双方都处于一种高度危险状态，“飞车英雄”去抓飞车党，自然是冒了相当的危险，甚至可能牺牲。但高速追赶中将“飞车党”一把拉下车的举动，首先就可能导致那个“飞车党”严重受伤；两辆摩托车在马路上你追我逃，又可能会殃及民众。

　　时代并非不需要英雄，不需要的是“造英雄”。因为英雄本身是一种平凡的感动。如果等到危机或灾难来了才记起英雄，我们的社会才是悲哀的。公民面对“飞车党”，有协助警方的义务，他们可以及时报警；可以在警方抓捕作案的“飞车党”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飞车英雄”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光荣的幕后英雄。但是我们不应将普通公民和警察两种角色定位混同起来，因为“飞车英雄”不是警察，他们没有某些必备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可以保护自身同时避免伤害别人。作为公民个体来说，“飞车英雄”们应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面对众多的“飞车党”，他们往往是势单力薄的，他们个人抓捕“飞车党”的做法，很可能对自己、对方以及其他民众都可能造成伤害，这很难看作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珍爱，它客观上倡导了一种为追求个人价值(比如意气、勇气)而漠视生命的价值观。

　　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首要前提是每个公民建立一种权利价值观，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又是权利价值观的重中之重，这也是近代世界法治史的“大道同归”。但尊重权利，首先要尊重现代社会赖以运行的法律。也许在道德层面上，见义勇为的“飞车英雄”们是英雄，但是在法律层面上，我们更提倡公民不做这样的“英雄”。

　　从这个意义上讲，“飞车党”再可恶，他的生命权是受法律保护的；而“飞车英雄”的做法使得自己成了一个民间执法主体，这又是法律所没有赋予的权力；用这种不惜危及众人的方式去抓“飞车党”，固然可以说是“飞车英雄”的无奈，市民的无奈乃至于社会的无奈，但最终会成为法律的无奈：因为我们又回到了绕过程序正义去追求所谓“结果正义”的老路上，其“结果”是我们损害了正义的实质。

　　当然，从“飞车英雄斗飞车党”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些结论：比如广州治安情况依旧严峻、执法力量依然有不到位情况，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飞车英雄”们继续战斗下去的理由。而恰恰相反，应当成为执法机关加强执法力度、用法律手段打击飞车党的动力。而“飞车英雄”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帮助警方有效执法。作为市民的一份子，我们同样对这样的“幕后英雄”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