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清军守卫天津城时使用过的大铁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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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天下，打天下，穷爷们儿天不怕来地不怕。杀到天津卫，朝廷快让位；杀到杨柳青，皇帝吓得发了蒙……

　　-本报记者黄卫

　　“争天下，打天下，穷爷们儿天不怕来地不怕。杀到天津卫，朝廷快让位；杀到杨柳青，皇帝吓得发了蒙。”在欢快的歌谣声中，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军经过激烈冲杀，突破清军的重重围堵，终于杀到了太平军北伐的第一目的地———天津近郊，这一时间，正是1853年的10月底。

　　两万太平军孤军深入袭天津

　　1853年，正是太平天国运动最为辉煌的时刻，3月19日，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攻克南京，清朝重臣陆建瀛、祥厚成了太平军的刀下之鬼。随着南京的攻占，太平军的领袖们一面忙着定都计划，另一方面开始筹划对清朝皇帝的老巢———北京的突袭。同年5月初，林凤祥与李开芳两人率军2万从扬州出发，直扑北京，而洪秀全与杨秀清给他们二人的命令：至少要打到天津，部队才能停下来休整待援，完成对北京的最后一击。于是，林凤祥、李开芳二人带着“天王”、“东王”的重托，义无反顾、拼死向前，历经几次转折，改变多次行军路线，孤军深入，最后抵达此次北伐的第一目的地天津。

　　尽管经过了5个月的转战，林凤祥、李开芳两人率领的太平军人数却从刚刚起兵时的2万人，增加到了4万人左右，对天津形成了进攻的态势，吓得天津守军魂不附体，官绅巨贾人人自危。

　　从北伐军的歌谣中，仿佛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数万将士慷慨激昂、气冲牛斗的豪迈热情。南开大学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说，林凤祥与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军形成对天津的进攻态势，是近代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第一次对天津地方政权的威胁，如果不是后来各种原因造成的失误，太平军很有可能进入天津城。

　　天津早提防商贾出钱招兵马

　　在太平军北伐的消息传出时，清政府上下一片惊慌，天津地方官绅惶恐不安。天津地方上原有近似于民兵组织的义民局，在道光末年已经废弛。为此，1853年3月，长芦盐政文谦、盐运使杨霈开始倡捐招募义勇，称为“芦团”，前后招募1千余人。10月，太平军逼近天津时，又由天津知县谢子澄、大盐商张锦文组织壮勇，称为“团练”，共有4千人。加上在津清兵，共有兵勇达7千余人。主要分布在西沽1200人，城西南水路要口900人，葛沽、大沽1000人。其余大部分在城内外，分段巡防，一部分驻扎城西教场，听候调谴。为阻挡太平军进攻天津，还不计后果地决开南运河堤，致使许多村庄被淹。

　　来新夏教授说，太平军的到来，对拥有巨额财富的天津商贾来说可谓是大难临头。太平军一路斩关夺城、杀富济贫，让有钱的盐商感到了钱财尽失的恐惧。当时，天津的大盐商张锦文为了保住巨额财产，不惜出资协助官府进行防御，他拟了一份《平贼裕国十二则》的意见书，并绘炮台、炮架、铁齿鞋图式，呈献给文谦，为清政府抵抗太平军出谋划策。

　　10月1日，张锦文进谒地方官员商议大计，声称“但期平贼，资财在所弗惜，如经费短缺，情愿将所存盐课银二万四千两，备营各项之用。”他捐资募夫购料，在虹桥西筑炮台、土城各一座，挖战壕一段，在南门外挖土坑20个，暗插竹签，派侦探到武强打听太平军消息，为抵抗太平军效力。

　　当时一幅题画诗最能体现这时天津官绅的惊惶失措：“满城军吏各惊慌，议战议守多疑殆。”

　　清军十四万太平大军处险境

　　北伐太平军到达天津外围，虽然取得了当初设想的胜利，但也遇到很大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兵力上的对比变化。来新夏告诉记者，天津地近北京，事关勤王，清军不得不拚命阻击。太平军出发时人数2万，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在皖北及河南时，捻军加入者甚多，人数大增，而清军在皖北及河南者，却为数甚少。在山西和冀中沿路血战，人数愈减，但集中北京近郊的清军，却有14.9万人。可以说，在黄河南岸时，太平军多于清军，在黄河北岸时，清军多于太平军。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北伐军面临的威胁日益显现。而且北方平原，利于骑兵驰驱作战，不利步兵。北伐太平军多是步兵，北伐战况报告中就说，“尽见骑马者甚多”，而清军在华北多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马队阻击太平军步兵，亦使北伐大军感到相形见绌。来新夏指出：“天津之战是北伐太平军的重大转折点，经过此役，太平军北伐的梦想最终破灭。但对于唤醒天津人民反抗清廷的统治，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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