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

　　光阴难再，岁月无情，转眼已是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冷峻的历史在无情岁月中卷走了一个个革命的伟人，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巨人，也难于百岁人生。我沉浮于历史的激流中，忆起初见主席的情景，我还是个孤独寡言的小女孩。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稚气少年饱经了人间沧桑，年近花甲。回首往事，抚今思昔，能不感慨无限，眷顾无限!

　　几十年中，我见到毛主席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如今，当我从记忆的深处编织这些往事，化成纪念他的文字时，我却十分惊异地发现，尽管我与毛主席见面时间不多，他却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几乎主宰了我的命运。在我构思这篇文章时，偶而对一位作家朋友说：“我要写毛主席，可不知道如何写才好。”那位朋友说：“就写一个伟人，但不是神。”我知道这是时下的一种潮流，都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但我仍感茫然。自然，毛泽东也是个有千百种普通人的情感的人，但对于我来说，他总有种不可抗拒的近似神灵的力量……我仍然不知如何落笔，我只能从初见主席写起……。

　　那是1950年的国庆节。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好像是怀仁堂)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被邀请的客人很多。那时我随家里人刚从上海迁来北京不久，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四岁女孩子。我不记得为什么那个招待会请的客人中不少人带了自己的孩子去，反正父亲对我说要带我去见见毛主席。当时我对于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大都市生活充满眷恋，因而对北京的一切也就充满敌意和那种少年时代极易产生的逆反心理，所以对于后来被人们视为殊荣的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并不感到激动，只是为了不违逆父亲的意愿随便去看看热闹而已。父亲带我到大厅时，已是宾朋济济，许多人等候多时了。稍许，高大的毛主席朝父亲走来。他们握手寒喧，他们互致问候。父亲指指我说“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荒唐至极。我只是对毛主席看看，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以往家里人从来都告诉我叫谁“伯伯”叫谁“叔叔”，我不懂称呼职务的习惯。倒是毛主席以长辈的姿态拍拍我说“好嘛!好嘛!有多大了？”还是父亲代我做答，我几乎一句话没说，那倒并非畏惧，只是不知道该跟这位大人物说什么好。于是，主席笑着对我说：“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噢!”我还是笑笑，点点头。父亲又与许多人握手，大概有不少中央领导，但我都不认识。我只是觉得很无聊，周围全是大人们在讲话。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带着江青走过来，给父亲介绍，他们似乎也是初次见面。这时毛主席转过来对我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我挺高兴能从这群大人们中脱身。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在朝大门走去的路上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加上已在门口等候的大约十多个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一群，就跟着江青在中南海里兜转。走了一段路后，我们来到一个好像花园一般的院子里。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会儿，江青说该回去吃饭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回到大厅。直到晚宴结束我才又见到毛主席。他和客人们握手告别。那时的毛主席在我印象中特别高大魁梧，坚实沉稳，同我后来的感觉有相当的差异。

　　待我再见到毛主席时，已是十三年后的1963年了。那时，我已经读完中学、大学、研究生，成了外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1957年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七十寿辰。为此主席办了一次家宴，除了他的亲属，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人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我父亲章士钊。接到邀请时有一项很独特的说明：主席说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于是，父亲又带我去赴宴。这时的我当然已不同于十三年前了。对于要去谒见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是十分兴奋、紧张，又夹杂着胆怯。不记得是中南海的哪个厅了，当时，主席的几个孩子在。江青似乎在忙别的事，她总是进进出出，饭前没有坐下来参加谈话。记得有一次她进来向主席报告说彭真同志来过，谈过什么事后走了。客人中程、叶、和我父亲各带一个女儿，王季范带孙女王海容。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我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主席又问：“教什么啊？”我答：“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毛主席说：“你喜欢文学？”我说“很喜欢。”后来，在我陪同毛主席读英语时，他常常戏称我是“文学派”。谈话到此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我绝对认为毛主席是在开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于是我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我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打圆场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主席说：“那好!”我的窘迫过去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没有再想过。

　　我万没想到大约一周之后，接近周末的一天，校务办公室派人找我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找我。当我拿起电话听筒时，那边接话的竟是毛主席的外事秘书林克同志。他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还真把那玩笑当真了!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林克同志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他告诉我进中南海西门，并说他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

　　我回家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说我好紧张。他说大可不必，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先生的老友，从二十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去之前，父亲要我带一套书给毛主席，是日本版的全套《智囊》，他说是主席家宴那天问他借的。后来，我给主席，主席说看完就还。我说父亲说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主席说：“那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几周后，果然交给我还给父亲，又换了另一套。我在陪同主席学英语的几个月中一直承担了他和父亲之间的通讯员，负责图书交换。父亲去世后，我把父亲留下的最好的书籍全部送给毛主席。他很高兴，问我父亲其他的大量藏书如何处理？我说已决定捐给文史馆，因为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主席问拿走没有？我说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当时文化大革命，文史馆的正常学术活动也受很大影响。主席说：“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他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他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正是主席这番指示，使我决定把剩下的书籍保留至今。现在我也快进入花甲之年，应该着手按主席当年意见筹组成立一个父亲的小型纪念馆，把他的藏书陈列出来，供懂书的人使用。

　　毛主席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他和我讨论英语辞汇时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当然都曾经过他的审定，因而他对内容十分熟悉，不必解释。他要我做的仅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辞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以及某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学英语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尽管如此，毛主席却对每一个语言现象都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他问我英语的组词规律。我讲到英语的词根，前缀和后缀，动词、名词的转换以及肯定与否定词意的变换。毛主席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毛主席对发音也很认真。他的浓重的湖南口音自然不可能标准地读出英语字，但他却一丝不苟地把“L”和“N”这个湖南、湖北人一般分不清的辅音分辨得很清楚。有几次学完英语，主席要我陪他去院子里散步。春寒料峭，我去拿大衣、围巾，主席却只披一件呢大衣，不戴围巾，不戴帽子。他要我也锻炼不戴围巾，那时的毛主席还是很健壮的。后来到七十年代，当我眼见他日趋衰老时，心里常辛酸地想起六十年代初期的主席。

　　那时候陪主席学英语，周围只有主席、我以及吴旭君护士长三个人，气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主席那里。读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后，主席每次都留我、吴旭君和他一起吃晚饭。在我印象中，晚饭总是有个火锅。主席很爱吃肥肉，他把大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作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主席也叫我吃。上海长大的女孩子大多数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主席那里，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每次都吞咽一、两块切成大方块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觉就像把半块黄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时，我是最放松的，那情景很像是个和睦的家庭，我和小吴陪着我们的长辈吃饭，边吃边闲谈，谈中南海外边的趣事，也听毛主席对许多事的评讲。可惜我事后作的一些简要笔录，“文化大革命”时，都被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勒令交出了，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但是有些谈话给我的启迪是我终生难忘的。

　　给我触动很深的几次谈话是关于我父亲。由于在我尚未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只身去了重庆，1945年回到上海时又带回一位“抗战夫人”，我和他之间那种陌生与隔阂似乎就与生俱来从没有父女间的舐犊之情。到北京后虽然生活在一起，可我在感情上同他之间的那座冰山却始终未能消溶。后来，我在入团、入党过程中，自然是毫不勉强、心甘情愿地就把他当成是旧官僚、旧政客的代表，彻底批判；入党后更时时都视他为敌对阶级的代表，记得在外交部工作时，当时一位干部司的领导曾开玩笑说我的档案里如果取掉了我那些批判父亲的材料，几乎就没东西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是我们这一代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投向革命的必经之路。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番开导，我和父亲的关系恐怕直到最后也不能融解，我也就会因此而内疚终生，自责终生。

　　主席同我第一次关于父亲的谈话是在一次讨论完英语之后。毛主席点上一根香烟，靠在沙发里，缓缓地问我：“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我说：“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是两条路。他是旧官僚，代表剥削阶级。我是共产党员。我同他划清界限。”毛主席听了我的话，从沙发里坐直身躯，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我，然后说：“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限!”我说：“入党的时候，党组织再三这样教育的。”主席问：“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啊？”我答：“1957年1月。”主席微笑着故作惊奇：“了不得啊!我这个主席还不知道，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嘛!”我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开我玩笑，我这个大学毕业才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哪里敢称是老党员……”毛主席接着问我：“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划清什么界限啊？”于是，我说父亲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我说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父亲，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都点父亲的名，我坐在课堂里如坐针毡，老师批判章士钊，同学们偷偷拿眼光扫我。毛主席说：“就为这个？我现在考考你。你知不知道行老还有革命的一面？”我愣住了，说：“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主席说：“我的朋友也有反动派呢!不过行老不是。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代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一点，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我只得承认我不知道。于是，毛主席严肃地说：“你要批判你父亲，可是你连他的历史还没搞清楚，怎么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挟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说到这里，主席笑了，我也笑了。主席又说：“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我一下子懵了，我沉默，我惭愧。眼前一片空白。主席接着说：“你参加共产党，我高兴。章行老的女儿195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共产党挖了行老墙角。这是好事。不过行老自己也高兴嘛，他很为你骄傲，可见得行老相信共产党，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过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他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你既然是共产党，那你在家里就是党代表了嘛!”后来吃饭时，主席又告诉我，1946年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蒋态度暖昧，对谈判缺乏诚意。当时主席广泛听取了各界民主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也和父亲谈了，父亲当时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走”字，然后对主席说：“老蒋对和平不会有诚意，我劝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重庆不可久留。”主席说当时父亲的意见十分中肯，对他最后作出返回延安的决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主席对我说：“这难道还不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是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后来，在又一次陪同毛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讲了父亲为主席筹募资金的事。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天气，主席快步走着，突然停下来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又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那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还有一次，我向主席讲我的身世，我告诉他我和父亲感情淡漠可能因为尽管父母亲都守口如瓶不告诉我真相，但是我其实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我是父亲在我出生八个月时收养的。主席以十分亲切的口气对我说：“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成人，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材，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作自己的父母才对!”

　　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女晚年间温馨信赖的氛围。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同主席一起吃饭的餐桌谈话是那么丰富多彩，充满教益，今天回想起来仍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我记得毛主席的饭菜是极其简单的，每次总是由一位服务人员用提盒送来。一般都没有酒或饮料。只有一次，毛主席说要请我喝一杯黄酒，因为那一天决定了中国同法国建交，第二天要公布。这是我们同西欧第一个国家建交，主席格外高兴。他对我说：“戴高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有魄力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我希望他有机会来中国访问。”可惜，戴高乐将军没有能实现他访华的愿望，毛主席也未能与这位他评价很高的法国元首会晤。后来，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访华时，主席会见了他，当时还深情地提到戴高乐将军未能访华的遗憾。

　　另一段毛主席与我的有趣谈话也许是关于外语教学中文学与政治题材比例的讨论。我那时年轻，说话没有顾虑，竟然同毛主席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毛主席问我教学生用什么教材？我说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论等内容。主席说：“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我说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主席笑着说：“啊呀，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啊!”我说：“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好文章，外文也一样啊!”毛主席说：“好，好，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我说：“主席，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好吗？七分文学三分政治。”毛主席说：“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我回学校后如实向系党总支书记汇报了。(当时我去主席那里只有总支的领导知道。)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情况不知怎么让红卫兵知道了。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我宿舍外面的墙壁，也有不少在校园的大字报栏里，说我“胆大包天”，“对抗毛主席”。后来，当我1970年又见到主席时，我告诉他为了这个“文学派”我挨了多少斗争。主席开玩笑说：“啊呀!那是受我牵连了。我来给平反!那是自由讨论!我毛泽东的意见也不能强加于人嘛!”我当时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荒唐岁月中，有多少人只为一句随意的评论就遭灭顶之灾。如果主席对我说的话当时就能作为一条“最高指示”传达到全国，也许可以拯救不少有用之材，挽救不少妻离子散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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