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

　　由于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不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去收复敌占区，而他自己一心想消灭我们的部队，却又部署还未就序，所以他邀请毛主席去谈判，以拖延时间。党中央英明地决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当这个决定公布登报后，在我们疗养院引起了大家的极度不安。疗养员三三五五的议论，医护人员和大师傅开会讨论，全所一致意见不主张毛主席此行。主要是大家深知蒋介石其人贯于背信弃义，他对待张学良将军便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领袖犯不着和这种人打交道。夜幕降临，人们还忧心忡仲，无法入睡。其中一个河北正定的干部为这件事竟半夜还睡不着。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便起来，划根火柴点亮油灯看当天的《解放日报》。报上显赫地写着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

　　他叹了口气，只好带着不安又躺下。过了一会儿他又怀疑这不可能是真的，便又起来划根火柴把灯燃亮看报，果然是真的。如是者三次，反复转侧折腾了一夜。

　　8月28日，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乘飞机走了。

　　我所的红军干部接受朱德总司令的号召，纷纷奔赴前线，疗养院空了一半，留下病较重的和一些暂时未及安排的在这儿干着急。只好每天静候毛主席的消息。

　　谈判结果，终于在10月10日毛主席与蒋介石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公布了。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暂时停止内战。

　　10月11日，毛主席安然回到延安，我们大家才舒了口气，放下了心。

　　时间一天天推移，疗养院的疗养员走的差不多了。我心急如焚，立定决心到东三省解放区去工作。我步行二十多里回到党校找黄火青同志(他是党校秘书长)请他派我去东北。他认为我身体不好，不答应我去，我磨破了嘴皮，他才说，如果医生同意并开证明，我可以批给你一匹马和一个勤务员，你就随古大存这个队一齐走，他的队人少，对你有个照顾。

　　我高兴地第二天一早就去中央医院门诊部找我熟悉的李执中医生，他很赞成我走。他认为我只是体质弱，走走路，到了新区会振奋精神的。他痛快地给我开了证明，我回党校办了手续，去见了古大存同志，只等待出发。我心里非常高兴，十分平静，只是觉得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毛主席。我何不趁这功夫看看他老人家和去见见邓大姐。主意既定，我又从党校步行三十里路到了枣园。邓大姐热情接待了我，并指示我到了东北新区，要注意作妇女工作，不论什么地方，什么部门都有妇女，要是妇女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当然，更注意的是劳动妇女，农村妇女。日本14年的奴化教育对东北人民影响较深，妇女背上背的精神负担更重。要宣传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底解放妇女的。

　　说话间开饭了，邓大姐留我吃了晚饭。我告诉邓大姐我想见毛主席。邓大姐立即出去看毛主席有空没有。她找江青来引我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和我打了个招呼，还在批阅文件，桌上饭菜都已摆开了。他放下笔，问我吃没吃饭。我说在邓大姐处吃过了。

　　我看见毛主席面色很健康，西南的猛烈的阳光使他变黑了。这一个多月的谈判耗去毛主席多少的精力，这点无私的阳光，是给他的一点补偿罢。我怕毛主席见我一个人坐着，要找话和我说，势必影响他吃饭，我不如主动地趁他吃饭当儿，讲讲疗养所当时的情况和那位正定的疗养员担心他去重庆的故事给他听，估计我讲完，他也就吃完了，谁知我还没讲完，他已吃完了。他听我讲完后，微笑了。这微笑透出他对党中央这种决策的信任，也表示了他对蒋介石的藐视。他说：

　　“他们之所以不敢动手；不是因为毛某有什么；而是因为有共产党，有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解放区的人民和大后方的革命人民。”

　　噢，我懂了，毛主席把一切功劳都归到党和人民身上。

　　我告诉毛主席我即将到东北新区去，我一定按《讲话》精神去做，我顺便谈到自己过去不懂得到工农兵中去。虽然生在缫丝女工的环境中，但不是有意识地了解她们，更谈不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去分析她们，研究她们，所以作品写得不理想。

　　毛主席说：“你过去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现在到前方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

　　我说：“可惜我懂得太晚啦，我都33岁了。”

　　毛主席说：“33岁算不了什么。66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

　　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稚气，所以他用坚定的口气鼓舞我。我尔后常常认真地想这句话。

　　毛主席跟着问我道：“整风中受委屈了没有？”

　　我答道：“没有受委屈。”

　　毛主席听后，说：“有也不要紧，审查者和受审查者彼此都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我明白他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整风后的整个形势讲的。我能说什么呢。失误、不满、灰溜溜等错综复杂的情绪，虽被抗日战争的胜利喜悦所冲淡，但谁能说得清这个问题哩。我正在思考中，毛主席又问我道：

　　“听说你和欧阳山离婚了？”

　　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了解到这么细微的问题。因此我慌乱地回答说：“是的，我现在没有感情了。”

　　毛主席纠正我说：“怎么会没有感情呢？感情更洗练了，今后更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中去了。”

　　是呀，没有家室拖累，全心全意投到工作中去；融合到做工人工作中去。我想，妇女应该有这志气。

　　最后毛主席还关切地问我道：

　　“到前方带孩子去吗？”

　　嗅，敬爱的毛主席，你日理万机，还惦记我的孩子!我强忍着泪水，回答说：“前方工作可能很紧张，我身体又不好，不准备带了。两个大的女儿读书的读书，有一个都做工作了，小的还在托儿所。”

　　毛主席点头说：“那好，孩子交给党。”

　　我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了。我受教益太多了，够我下半生用的了。我起身告辞，毛主席送我出门时。还关心地问我：“有没有骑马来？”

　　我为了少麻烦领袖，只好头一次对他撒谎说：

　　“有。”

　　毛主席点头，和我握手告别。

　　我踏着微明的月色，黄土高原上温和的寒风送我回党校。我一路上思考毛主席的话。我认为毛主席的话是代表党的声音。他启迪了我遇事都要从党的立场党的利益出发去看待并解决。我们的行动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我谨记党的嘱托，因此在我尔后生活和实践中，不管遇到困难、挫折或冤屈时，我都能用党教我的思想去正确对待。

　　到了东北，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了。新解放区的工作使我忙的什么也顾不上。中共东北局组织部的林枫同志指示我到镜泊湖水电站去工作，他说：“今后是城市领导农村，我们的作家应该熟悉工厂，熟悉工人，现在还没有作家去工厂呢。你去罢。”我听了之后，认为林枫同志这番话是有战略意义的，哈尔滨是党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我党开始接收城市，不仅在经济建设上有新的布局，即便在作家的分布上，组织上也有所考虑并安排了。我本来是生长在南方手工业的镇子，并且老是以女工的苦难和反抗为题材写作，延安出来后，我在张家口宣化的龙烟炼铁厂工作过，也在哈尔滨邮局做过工人工作。现在接到去水电站的命令，我就欣然服从了。1948年我以水电厂工人为题材写了中篇小说《原动力》。这部书曾赠给第六次劳动大会的代表们，人手一册。这时中央的唐彬同志有事来东北局，我趁唐彬返回中央的机会，托他把《原动力》带呈毛主席，作为我实践《讲话》精神的初步试卷。

　　1949年1月，收到江青来信，说他们看了我的《原动力》和丁玲、周立波他们的《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无敌三勇士》很感动。她还流了泪。信中又提到我在百忙中辅导岸青中文，岸青的信比以前进步多了。他们很感谢我等等。(1947年毛岸青从苏联回到哈尔滨，他非常聪明，只是不了解国情，中文较差。蔡畅大姐向东北局建议，为了安全，不必让岸青去学校，让我辅导他中文)此信虽然是江青写的，但口口声声提到“我们”，我想可能包括毛主席在内。因为我从来都没和江青通过信。

　　1949年3月，党中央在北平入城式中检阅军队时，我们适逢“三八”节前夕，妇女代表有幸参加入城式。毛主席检阅完毕，下车和各界人士、妇女代表一一握手。我高兴地说：“我没想到那么快在北平见到您!”

　　毛主席说：“你也来啦。”他刚说一句，大姐们便抢着和他握手了。

　　另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0年元旦。我们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回到北京。康克清大姐邀请李德全、曹孟君和我等几位女同志到她家吃饭。饭后，她又邀我们一起参加中南海的舞会。康大姐竟下令让那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朱德总司令和我们跳舞。老是踩人脚的我，只好小心翼翼地踏步，留下了除夕的美好的记忆。散会时，我趋前见毛主席，对他说道，世界人民热烈欢迎中国的胜利和欢呼毛泽东的名字。

　　毛主席说：“中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流血奋斗的结果。我们应该更谦虚谨慎，为世界人民多做贡献。”

　　时光流逝得真快呀，一瞬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党的教导，毛泽东同志和许许多多革命前辈的循循善诱，我时刻没有忘记，不管国内刮什么风，国外起什么阴云，我都没有迷航。这都是毛泽东思想深深印在我脑子里所致。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到人民群众火热斗争中去的教导，我时刻谨记并实践。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东北的重工业比较集中。我着了迷似地下工厂做工人工作，深受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的教育，他们勇于奉献，富于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不计报酬，不怕失败地搞发明创造。我长期地不断地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启迪，对于改造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起到良好的作用，而且生活题材源源而来，写作的路子也开阔了。直到此时，我深刻理解《讲话》的深远意义。我多年来先后在辅导数百青年工人业余文学爱好者中，首先和他们一起学习《讲话》，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可见《讲话》的基本精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遵从的。

　　纪念毛泽东同志，最好是谨记他的教诲，并身体力行。我们中国已走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祖国的责任，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严肃任务，已历史地落在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肩上了，我愿和同行们共勉。

　　①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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