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

　　三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向背关系着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同志是最早关心农民问题，最早提出农民问题重要性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出生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了解。他在广州和武汉亲自主持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的农民运动干部。他首先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长期的直接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以农民为主体的秋收起义，并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在农村中站住了脚跟。此时，他便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郭据地上来。

　　中国的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生活非常困苦。据毛泽东同志1927年在湖南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这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在井冈山区，地主豪绅阶级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却占有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永新县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占有。这种极端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广大农民生活贫困的经济根源。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和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剥削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我党我军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也必须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把广大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用武装斗争保障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又以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支持武装斗争，这三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工农武装割据。

　　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就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斗争。红军的策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利用战斗的间隙，迅速开展土地斗争，使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1928年6月，红军粉碎了湘赣两敌的第一次“会剿”，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毛泽东同志在永新禾川中学(现永新中学)召开了红军连以上干部大会，决定分兵前往边界各地发动群众分配土地。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一部往吉安边界，毛泽东同志亲率三十一团一营往永新西乡一带。茶陵县游击大队也参加了宁冈古城地区插牌分田。

　　由于处在战争环境，所以要争取时间，突击分田。分配土地，一般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写标语，宣讲革命道理，发动群众。二是做社会调查，深入各阶层摸底了解，掌握当地的土地、人口、地主剥削程度、工商业等各种情况；同时，也因势利导地进一步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这样做，情况就有底了，群众也提高了觉悟。三是分田地。通过调查摸清情况后，即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分粮分财物。在分配给农民的田地上插上牌子，写着亩数和该户的名字。牌子一插，农民心里就踏实了。地主手中的剥削凭据——田契、债单统统烧掉。广大农民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当时土地分配的办法，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打乱平分给农民耕种，一般是以乡或区为单位，按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田地，也有不按人口，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田地分配后，禁止买卖。土改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召集我们各县委书记开会，检查工作，交流情况，总结经验。

　　1928年12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土地斗争经验，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内容基本上如同上述。后来，毛泽东同志讲：“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在当时进行土地分配，没有任何经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是难免的。而最主要的是，这个土地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神圣权利，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4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井冈山分田的经验教训，对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调整，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土地”。到1930年、1931年，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土地政策，土地归农民私有；分得的田地允许买卖；分配的办法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对工商业也强调保护政策，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只没收其田地封建剥削部分，对其工商业部分予以保护。这些政策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责和批判，但实践最终证明，它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其基本的政策依据，即源于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他始终关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把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提高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可以说，农民问题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中的一条红线。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业个体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农村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任凭这种现象发展，不仅会在农村产生新的剥削，而且会削弱以至瓦解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工农联盟，危及整个政权的基础。毛泽东同志代表了广大翻身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在老解放区变工互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主张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并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规划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前景。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宪法”。他号召农民科学种田，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为今天农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直在浙江省工作，毛泽东同志多次到浙江农村视察，还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基层搞调查研究。那时，我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农村。他指示，地方工业要为农业服务。浙江办的半山钢铁厂、绍兴钢铁厂，当时就是为了解决农机具而兴办的。浙江缺乏化肥，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由陈云同志亲自抓，建立了衢州化工厂。在建厂过程中，有一次我陪毛泽东同志路过衢州，他要去看看工厂，由于各方面条件都不方便，经我们劝阻，他才没去。50年代、60年代建立的这些工厂，至今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理论。《决定》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我坚信，只要我们认真地贯彻《决定》的精神，全党重视农业，真正把农业基础摆在经济建设的首位，我国的农业就一定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四

　　毛泽东同志是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长我十四岁，既是领袖，又是老师和兄长，我为自己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能亲身聆听他的教诲而感到庆幸和自豪。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这不仅由于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写下了象《实践论》《矛盾论》这样哲理极强的哲学专著，而且还在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真理，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志谈哲学是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同井冈山突围下山的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五军在江西瑞金会合，然后开到于都，前委在这里开会。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和红军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蒋介石同其他军阀相比的特点和优势，分析了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提出我军利用蒋介石抽调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桂系军阀作战的机会，在赣南分兵游击，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同志同陈毅、谭震林和我一起在河边散步，毛泽东同志停下来问我们，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说鱼要睡觉吧，谁也没有看到过；说鱼不睡觉吧，似乎没有道理。我们都没有回答。毛泽东同志笑着说，我看鱼是要睡觉的。鱼在水中游动，总有个休息的时候，光有动，没有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任何动物，有动就有静，有生就有死。他用这身边的小事，向我们阐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哲学道理，信手拈来，入情入理，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进入抗大学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到校授课，给我印象最深、最有教益的是毛泽东同志讲授的哲学课。

　　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课的题目是《辩证法唯物论》。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常是引用一些通俗的事例，如人手掌上的拇指和其它四指的关系、象棋中的攻防关系、战争中的外线和内线的关系等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抗大也有别的教师讲哲学，所用的一些物理、化学的例子，总听不明白。听毛泽东同志这么一讲，就豁然开朗了。我们结束在抗大学习时，哲学课还没有讲完。中央又举办了一个哲学训练班，邵式平同志任班主任。学员都是中央和军委机关以及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还有抗大的部分学员，共一百多人，仍由毛泽东同志讲课。我也参加了这个学习。有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来听课，但有个别人不但不来听课，反而讥讽道：毛泽东懂什么哲学，他讲的是庸俗哲学。在这些人看来，还是出国留洋、啃过洋面包的人懂得哲学，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课，不仅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揭露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实质和对革命的危害。从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了干部的头脑，教育干部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学会一点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现在回想起来，过去几十年革命实践中，凡是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辩证法办事，工作就顺利，有成绩；否则，就不顺利，甚至会犯错误。

　　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课，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对我以后的革命和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我开始懂得一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记得我在中央军委参谋部工作时，西路军一些同志陆续回延安，由我们接待安置，送大多数同志到抗大学习。我们还接待安置了一些从其它地方来延安的干部。在工作中，有时同管生活的副官处闹些意见。一次在小组学习会上，我说起四局同副官处有矛盾，闹磨擦，我们要多作自我批评，不能老是认为别人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军委哲学学习小组组长，也参加了小组会，他听到我这么一讲，笑着说，刚学了哲学就用上了，知道什么是矛盾和如何解决矛盾了。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我因在医院做手术未听到报告。后来，在机关哲学小组学习中，认真读了几遍，感到非常振奋。《论持久战》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我在山东敌后抗战时，带着它，随时翻阅，每次读来，都有一些新的启发。我们还把这本书作为山东根据地政治、军事干部的必读教材，以此武装干部的头脑，教育部队和人民。

　　1943年冬，我从山东敌后回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同志到党校来，他关切地向我询问了山东敌后以及我回延安途中所见的情况，特别问了这些地区群众的生产。我简要地作了汇报。关于沿途所见的情况，我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毛泽东同志接过我的话题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察言观色”，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深刻的哲学含义，我铭刻在心，始终没有忘记。他教我观察问题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普遍的本质性的东西。他还教我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时刻记在心里，当好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宝库，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挖掘。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样，就可以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少犯错误，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快些，更好些。

　　五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贡献了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党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国家也成了各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但是，在胜利的条件下，党会不会改变性质，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对于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直至晚年，始终殚心竭虑，时而大声疾呼，时而苦苦思索，未敢稍有松懈。

　　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仍在进行，毛泽东同志就预计到我们党在今后有可能掌握全国政权，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他向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希望全党从李自成农民起义取得了政权后，由于腐败迅速垮台的教训中总结经验，并引以为戒。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50年代后半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警觉，他抓住这个问题，首先是向党内的高级干部，尔后又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们对和平演变阴谋的警惕性。1959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集华东地区的省(市)委书记开会，会上印发了杜勒斯的三次演讲材料。他说，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什么是杜勒斯他们说的“和平取胜战略”呢？用杜勒斯自己的话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从那时候起，毛泽东同志就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理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对于我们在当前复杂尖锐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其主要方式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发生变化，来达到改变我们整个社会制度的目的。6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反修防修，并谆谆告诫全党，要防止修正主义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对于党内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他深恶痛绝，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他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变成压迫人民的老爷。

　　在1964年6月专门谈和平演变问题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给予充分的关心和重视。他提出了挑选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并且把政治标准，即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以后，他又主张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体制，让青年一代在老一辈的传帮带下接好革命的班。他还强调，要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他的关于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思想，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培养接班人，选好接班人，是使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创建了新中国，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他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中国人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伟大决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接过老一辈传下的火炬，带领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生机蓬勃地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革命。道路可能曲折，前途必定光明。我们这些毛泽东同志麾下的老兵，感到由衷的高兴，充满必胜的信心。待到与他老人家重逢之日，定当举杯共庆，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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