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纯

　　三、“延安可是块硬骨头啰”

　　久违了，延安，我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

　　我是1938年春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的，1941年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取道新疆回国。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逗留期间，被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无理逮捕入狱，直到1946年7月间，才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回到延安，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

　　在延安，我们全体同志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为了照顾我们的身体，党中央还决定让我们安心休养三个月。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定，张子意、马明方同志和我对新疆监狱斗争的情况，进行了较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向刘少奇和中央组织部的几位领导作了汇报。我还代表狱中党支部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

　　忙完了一阵子之后，我单独去拜谒了毛主席。这次见面，毛主席比较详细地询问了新疆监狱中的一些情况，询问了毛泽民同志牺牲的情况。毛主席告诉我，朱旦华同志已经带孩子来过他这里，关于泽民同志牺牲的情况已陆续听到一些，他想问问我还知道一些什么情况。

　　我告诉毛主席，我和泽民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就熟悉，在新疆我们又相逢在一起。据我所知，泽民同志在新疆是工作得很出色的，盛世才反动政府对他又恨又怕。1942年9月的一天，盛世才突然下令将他软禁起来，后来又将他秘密关进了监狱，并进行审讯。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刑讯逼供，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示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的立场，决不脱离共产党，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敌人恼羞成怒，于1943年9月间残忍地把他杀害了。

　　说到这里，我有些哽咽了。看得出，毛主席的眼圈，这时也红润了。然而，毛主席却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劝说着我：“不必太难过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

　　是啊，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解放，中华民族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啊!光毛主席的一家，为革命牺牲的当时已有好几个人……我想，烈士的鲜血决不会白流的!

　　最后，我把在苏联学习的情况简单谈了谈，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接着，毛主席问起了他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学习时的表现：“岸英、岸青怎么样哇？”

　　“很好哇!”我告诉毛主席说，开始时，这两兄弟和我们在一起，由任弼时同志安排他们学习文化。后来，他们离开我们，到苏联人开办的学校读书去了。据说，他们俩学习都很用功，成绩不错，反映很好。特别是岸青，真聪明，参加音乐晚会，歌子听人家唱一遍，他也马上就会唱会弹。

　　“你过奖了，别跟他们吹!”毛主席神情严肃地望着我说。我知道，毛主席对自己的孩子一向要求很严格，不喜欢别人替他们吹，可我讲的都是实话呀，怎么是吹呢？但这样的事，当然不好与主席争辩，于是，我喃喃地说：“主席，岸英、岸青确实表现不错……”

　　毛主席嫣然一笑，掉转话题问我道：“这么多年没有回老家，家里的情况清楚吗？”“不太清楚!”我回答说。毛主席神情庄重地说：“听说，赣东北有个叫方志诚的在坚持打游击，是你家什么人吗？”我沉吟片刻，记不起我们家乡有这么个人，便回答说：“我家没这个人。我1933年初离开赣东北时，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毛主席凝神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有，肯定有这个人。据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报告说，赣东北有以‘方志诚’这个名字出的布告，国民党地方政府还贴出了捉拿方志诚的通缉令。”

　　“啊……”我用惊疑的目光望着主席，显得有些茫然。

　　——多少年，我一直把这件事铭记在心中，直到解放以后，才搞清事情的真相：有一次，我碰到倪南山同志，谈话间，我向他打听起“方志诚”这个人来，因为倪南山同志是红军北上抗日后，一直到解放，始终在赣东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老同志。有没有“方志诚”这个人，他应该知道。我问道：“你们当时的领导人中，有没有一个叫‘方志诚’的？”“没有哇!”倪南山同志回答说。“怎么没有呢？毛主席在延安还问过我嘞!”我告诉他。倪南山同志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他哈哈大笑着，告诉我说：“啊，有，有!有个方志诚，那就是你呀!”

　　倪南山同志见我很惊讶，便笑着解释说：“当时，为了迷惑敌人，为了联系群众，我们就用你的名义出了一些布告。因为只知道你的名字是这个音，不知道到底是哪三个字，结果把‘方志纯’写成了‘方志诚’。”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一再叮嘱我把身体养好，准备担起更重要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们纷纷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我被分配在中央社会部二室工作，担任二室主任兼中央卫戌司令部的参谋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警卫。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1947年春天。初春的陕北高原，还是千里冰封的时节。这是一个晚霞绚丽的傍晚，我们陪毛主席在延河边上漫步。

　　刚走几步，毛主席就收住脚步，把脸转向我，问道：“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哇？”我知道，毛主席问的是我们部队对撤离延安的看法。当时，胡宗南正调集兵力大举进攻延安，延安中央机关、学校和驻守部队的家属、小孩已经陆续撤离，看样子整个中央机关和驻守部队马上也将撤离。同志们都清楚，我军历来的战略思想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可是要放弃延安大家是想不通的。我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说：“部队有情绪，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延安，同志们认为，丢掉延安影响不好!”

　　“有什么不好？有什么舍不得？不就是几眼窑洞、坛坛罐罐嘛？”毛主席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们是丢块骨头换块肥肉!”我疑惑地望着毛主席。

　　“我们放弃贫瘠的延安，让罗贵波同志在晋东南好搞一块肥肉。这不是丢块骨头换块肥肉？”毛主席解释说。

　　“不过，延安可是块硬骨头啰。胡宗南想啃这块骨头，是不好啃的呐!搞得不好，可要崩断他的牙齿，或是鲠住他的喉咙呐!”毛主席风趣地说着，轻松地迈着步子。

　　听着毛主席的精辟的分析和风趣横生的比喻，我很快就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毛主席的话就像他写文章一样，他可以通过一两个形象的比喻，把深刻的道理很通俗地表达出来。毛主席继续说：“我们准备放弃延安，引胡宗南进来。要告诉同志们看得远一些，想得透一些。”

　　毛主席停下步来，眺望着晚霞辉映的延安城。他那饱含深情的双眼，似乎有点湿润。看得出，他虽然劝我们对放弃延安要想得通，但一旦真要放弃延安，他自己也是恋恋不舍的呀!

　　放弃延安，战略撤退，胡宗南一进来，延安可就要受蹂躏了，我不由得愤愤地骂了一声：“这该死的胡宗南？”

　　“怎么，你不喜欢胡宗南!”毛主席脸上恢复了平静，微笑着幽默地问我，“你不喜欢胡宗南来延安城!”“当然不喜欢!”我不加思索地说，“您也是不会喜欢胡宗南真来延安的。”“不，我喜欢。我巴不得他早点来，来多一点人才好呐!”毛主席爽朗地笑起来，接着，他略带忧虑地说，“胡宗南如果是聪明的，就不会来；如果是愚蠢的，就肯定会来，他要真不来，我还要想办法请他来呐!”

　　听毛主席这么一说，胡宗南要是真的不来延安，我们这“骨头换肥肉”还换不成呢，刚才我还怕胡宗南进延安，现在也有点愁他不来了。毛主席见我真的犯愁了，便笑着对我说：“你放心，胡宗南貌似有点小聪明，其实是个蠢家伙。”毛主席顿了一下，右手用力一劈，作结论说：“反动派都是愚蠢的!”“引胡宗南进来，关起门来打狗。”我体会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此仅其一。”毛主席指出，“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牵制敌人，牵着胡宗南的鼻子，让他们按我们的意图走。”“胡宗南进犯边区后，我们不要立即切断他的后路，要让他多进来一点。同时，也不要急着打他。我们要拖住他，跟他打蘑菇战。要知道，胡宗南可是三十万兵啊，拖住他，就可以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

　　毛主席分析了刘邓大军挺进黄河以南的战略意义，同时又为他们担心。他说：“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向大别山挺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历来是兵家一忌。可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他们还是勇敢地向敌人后方挺进了!”

　　毛主席登上一个小土坡，凝视着远方，似乎是在注视着全国战局，怀念和祝福着战友：“所以，我们在这里多拖住胡宗南一个兵，就给刘邓大军减少了一分危险，他们就可以站稳脚跟，挺进大别山，打开新局面!”

　　啊，原来是这样!毛主席这一席话，使我又一次亲身感受到毛主席那博大的革命胸怀，超凡的战略眼光，又一次打心眼里钦佩毛主席的伟大牺牲精神：为了实现刘邓大军的战略转移，为了解放战争的全局，毛主席宁愿自己多拖住些敌人，把危险留给自己，以减轻战友的负担。

　　四、“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

　　1949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中央社会部机关驻地——北京西郊青龙桥一带的东北义园，乘坐吉普车，直驶西山。我的心情有些紧张，情绪有些激动。因为，我马上就要见到毛泽东主席了。虽然，每次见到毛主席，难免有些紧张和激动。但是，今天的心情却有些异样，有些难以抑制，因为这是我即将离开中央机关，向毛主席去辞行啊!以后，就不知要隔多久才能见到他。

　　我知道，决定我到南方去工作，这是3月份的事情。当时，我们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党中央机关组成了南下工作团，其中包括由我负责的、大约六七十人组成的南下江西的这支队伍。

　　但是，当时没有立即向我发布南下的命令，我仍滞留在中央机关待命。因为，西柏坡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了北京。由于北京刚刚和平解放，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还很猖獗，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情况比较复杂，局势还不稳定，而我们中央社会部面临的任务相当繁杂，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副部长陈刚执意要把我留下，并请求中央暂时不要下达命令。到了五六月间，才命令我们南下，并任命我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民政厅厅长。接到命令的几天来，我一直处于紧张、兴奋之中。我一面移交工作，一面抽空去拜访领导和同志们，向他们辞行。毛主席的工作那样忙，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但是，我又怎么能不辞而别呢？况且，从我所面临的新的工作任务来看，也有必要向毛主席请教，面聆他的教诲。

　　工作人员把我引进了一间简朴的会客室，说“主席还在休息，你在这稍候一会。”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毛主席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用他那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叫你久等了吧？!”见到毛主席走过来了，我顿时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连忙起身讷讷地说：“不，刚到的!”

　　毛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很宝贵，我把想说的话浓缩了一下，便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我们马上要走了，到南方去，今天……”

　　“哦，晓得，晓得。”毛主席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我接着说：“今天，一是来向主席辞行，二是来向主席请教，请主席对我多提要求，多作指示。”尽管毛主席跟我很熟，我仍显得有些拘谨。

　　“嗯……”毛主席沉吟了片刻，递给了我一支烟，同时又点燃了他手中的烟，接着便说开了：“你马上到南方去，这很好嘛!革命嘛，过去我们是从南到北，现在又要从北到南。现在，形势不同啰!除台湾、海南岛和西藏这少部分地方外，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很快就要夺取全国胜利了!但是，我们可不能骄傲自满嘞!要记住，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说到这，毛主席的手往前有力地一劈，仿佛是在表示他的信心和决心。接着，毛主席又说：“几十年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在农村。现在，已经开始转到了城市，这是在西柏坡会议上就宣布了的。”说到这里，毛主席把身子往后一仰，加重语气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啊!”“经济工作我没搞过，不熟。”我坦率地说。

　　“谁熟？我们都不熟!”毛主席接过我的话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已经开始闲置起来，而不熟悉的东西却又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打仗我们是熟悉的，而对于经济建设，对于城市工作，我们不熟，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既然有能力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就一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新世界，一定有能力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

　　“我担心……”我有些畏难地说。

　　“有什么担心的？不懂就学嘛!”毛主席鼓励我说，“只要善于学习就不怕!什么工作都是从不熟到熟，从不懂到懂，从外行到内行，谁也不是天才。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向懂行的同志学习，几个月不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吧？有了这个决心，我想就一定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做经济工作……你说是嘛？”“是，我一定下决心学!”我点头回答着。

　　毛主席继续鼓励我说：“城市工作复杂得很嘞，但是不要怕，要有信心……”毛主席说着，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还有一条十分要紧，就是群众路线问题。这一条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几十年来，我们能在农村站稳脚跟，就是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紧密地依靠了人民群众。这个老传统不能忘，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不许讲享乐，不许搞腐化，不许以功臣自居，时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千万千万不要脱离群众!”

　　毛主席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教育，增添了我不少信心和勇气。于是，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请放心，我一定照您的指示办，永不脱离群众。”

　　谈着谈着，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江西省委的主要组成人员身上，当时，陈正人、范式人、邵式平、陈奇涵、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率领的声势浩大的南下工作团，早已抵达江西，并开始了工作。中央决定，由这些负责同志再加上我，组成江西省委。毛主席说：“现在又是五湖四海啰，要善于团结各方面、各个山头的同志一道工作。”笑了笑，又伸出一个食指指着我说：“你去了应该多做团结的工作嘞!”

　　谈话结束了，我眼含热泪告别毛主席，驱车赶回驻地机关。这时，我的心仿佛飞向了遥远的南国，飞向了可爱的故乡。但是，毛主席的谆谆教诲却依然萦绕在心中。我陶醉在幸福之中。

　　五、“治国安邦，不读点书，怎么行嘞？”

　　1959年6月29日，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

　　这一天，我们从九江港的码头，把毛主席接上了汽车，然后趁着熹微的晨光，沿着登庐山的公路，缓缓驶向峰顶。

　　公路崎岖，九曲十八弯。山道险峻，车队飞舞盘旋。

　　庐山象个谜。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将在这里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

　　汽车驶到半山腰，水箱里的水滚沸了，司机小高说需要停车加水，顿时，几部汽车都停了下来。

　　这时，毛主席推开“吉姆”牌轿车门，轻捷地下了车。他没有吱声，沿着上山的公路，往前迈着矫健的步伐。大家随后而行。走了一段路，毛主席停下脚步，侧转身，反剪双手，举目朝山下远眺着。啊，长江如带，鄱湖似镜，苍弯辽远，大地翡翠……事后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当时正酝酿着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7月1日写成的七律《登庐山》。

　　片刻，毛主席转过身来问我们：“有什么吃的吗？”

　　这一问，弄得我们有点发窘。原计划，在九江吃饭。可是，毛主席一登上九江码头，就又马不停蹄地上山了。我们只好改变计划，上山后吃饭。是啊，主席工作了一个通霄，怎能不饿？可是这半山腰又哪里能找到吃的？

　　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之时，有个工作人员给解了围：“我那里还有点水果。”

　　这吮，加好水的汽车已缓缓开过来了。汽车盘旋而上，终于安全驶达目的地。我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毛主席被安排住进了东谷“180”号院。

　　与此同时，我们还先后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迎上了山。我作为这次会议会务和保卫方面的负责人之一，事情特别繁杂、责任特别重大，自然也就特别忙碌了。

　　会前，为物色保卫、交通、戏剧、医务、招待、烹饪、理发等方面的人员，曾进行了一番紧张、细致的严格审查挑选工作，又对庐山一栋栋别墅进行了极为缜密的检查、清扫和整理，对整个庐山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精心的部署。

　　等到中央首长全部上山以后，我又挨家挨户地了解住宿、伙食、安全保卫、娱乐活动等方面的情况。这期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跑一遍整个牯岭，而“180”号毛主席住的地方，我是经常要去的。但我一般都是和毛主席的工作人员接触、攀谈，毛主席工作那样忙，我很少去惊动他。偶而遇上毛主席，他便要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有时我问到毛主席“睡得安静吗”、“伙食怎么样”时，毛主席总是满意地笑着说：“很好，很好!”

　　其实，我很清楚，毛主席睡的是普普通通的木板床，吃的也是普普通通的家常饭菜。每餐，一般都是一小碗汤、四小碟菜，两劳两素，无非是茄子苦瓜、豆腐豆芽，有时，红烧肉、河虾之类轮着吃。而辣椒，则是他哪一餐都离不了的。而且总喜欢吃红锅煎的，不喜欢吃用油炒的。他说这样煎的辣椒，又香又辣又省油，好吃!工作人员很有意思，有几回还悄悄地捉来几只麻雀，给毛主席尝尝鲜。

　　这次上庐山，毛主席和往常外出一样，带来了很多书——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养成了一种酷爱读书的好习惯。他的一生，不知读了多少书。马列经典著作、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他都涉猎。《红楼梦》、《水浒》之类的书，他都读了几遍。

　　记得在延安时，我就曾看到毛主席有不少藏书，还有专人管理。1947年撤离延安时，毛主席别的东西都舍得丢，就是书舍不得丢，千里转战，百般珍爱，一直把那些沉重的书带到了北京。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工作，都要叮嘱工作人员，把一些急需的书带上。

　　读书，成为毛主席生活的一大乐趣，更成为他一种独特的工作方式。毛主席外出每到一地，除了到人民群众中作调查外，还总要向书本作调查，从书本中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知名人物。

　　为了给毛主席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看书的环境，我们在东谷“180”号，按照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习惯，在室内摆上了几溜书架，对原有的床、写字台、茶几、小圆桌的布局也作了适当的调整。不等毛主席走进房间，工作人员早已将携带的书籍和文稿，井井有条地摆在了书架上、桌上、茶几上、床上。

　　尽管毛主席带来了这么多书，但还感到不够用，急着要看的书，就嘱我们尽快帮他借来。记得，我们帮他借的书中，有清朝同治年间修的《临川县志》、《铅山县志》、民国年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以及《临川四梦》、《桃花扇》等等。这件事给予我的印象真是太深刻了!毛主席工作这样繁忙，又已年过花甲，还以极大的兴趣挤时间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实在令人敬佩。

　　有一天，我象往常那样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坐下来，毛主席就津津有味地跟我谈起了读书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给我借来这么多书。”接着，他掉转话题说：“读书是很有兴味的嘞。一个人只有多读书，知识面才能宽。”

　　我聆听着毛主席的教诲，不时地点点头。

　　毛主席很了解我们这些干部的情况，他体贴地说：“当然啰，你们担负的工作很多，确实很忙，坐下来读书有些困难。这就要看你会不会挤时间啰!”

　　毛主席说到这里，神情有些严肃起来，他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总之吧，要想办法多读点书。治国安邦，不读点书，怎么行呐？”

　　当谈到读什么书时，毛主席说：“各种各样的书都要读一点。除了马列的书外，还要读些历史书。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个领导者，知道一点历史有好处，可以学习历史的经验嘛。”他又补充说：“当然啰，历史书也有不符合事实的，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去评判。”

　　谈着谈着，我突然想到毛主席工作这样忙，不应过多地打扰，便准备起身告辞。这时，我又想到，还应借这个机会征询一下毛主席对文艺活动的意见。我说：“主席，我们剧团演的戏怎么样？”

　　话题转到这里，毛主席露出满意的神色，他说：“你们省赣剧团演的那个《还魂记》，我看了，演得很好嘛!它是明朝汤显祖写的。汤显祖是你们江西临川人，人称东方的莎士比亚。除了《还魂记》，还有《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统称‘临川四梦’，写得都很好。你看过没有？”“没看过”，我如实地告诉主席说。

　　“嗯，历史书还是应该多看一看，包括这类古籍，很有意思!”接着，毛主席又说，“江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家，临川的王安石、吉水的欧阳修、南丰的曾巩，都是北宋有名的文人。”

　　毛主席沉思了片刻，忽然问道：“你们赣东北的铅山有个费宰相，晓得不晓得？”我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位“宰相大人”，又有点发窘。毛主席见此，便把这个人的情况简单和我说了一遍，并告诉我说：“这个人死后就葬在铅山县。”

　　我像听一个新奇的故事，听着毛主席的讲述，又一次为毛主席广博的知识所感动，所钦佩。后来我查了铅山县志，发现果真有此人，是明朝正德年间的一个宰相，姓费，名宏，字子充。费宏在世时，三次入阁，终年六十八岁，死后葬于铅山，传说其墓地原有石人、石马等石雕，还有石牌坊。一次，我路经铅山时，特意到了离河口约十几华里的费宏墓地察看，原来仅存墓室，牌坊、石雕已荡然无踪。

　　毛主席接着又说：“江西有的县，不是流传‘隔河两宰相，十里一状元’的说法嘛，铅山这地方就有这样类似的说法”。毛主席说到这里，站起身，有些感慨地说，“铅山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你们江西大部分地方我都去过，就是没有去过赣东北，有机会我是要去的。”“非常希望主席到赣东北去视察!”我站在毛主席的跟前，心情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还和我们合影留念，毛主席和我有过多次接触。这里记下的只是我当时接触到的一些记忆犹新的零碎事情。后来，我还时常想起和毛主席相处的往事，时常想起毛主席对我的关心，脑海里常常浮现他老人家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耳畔常常回响他老人家亲切的话语、谆谆的教诲，领袖情，同志心，终生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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