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毅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虽已十几年了，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战略家，这位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贡献、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的伟人的光辉形象，却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海。今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怀着无限怀念和敬仰的心情，对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长征中的伟大革命实践，作些片断的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井冈山。

　　1928年1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湘南地方党配合下点燃了农民暴动的烈火，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燃遍了整个湘南。当时，我在宜章县梅田乡、区苏维埃政府担任秘书。我们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但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湘粤军阀开始向我们夹击，众多的民团也反扑过来。对红色政权造成很大威胁。

　　我们站立不住了，准备向东转移。

　　这时，黄沙区彭晒、肖克同志率领的琦石独立营也从琦石撤至梅田，我们汇合后，合并白沙农民武装组成宜章独立营，一同往江西方向转移。

　　我们翻过了五盖山，来到资兴龙溪洞。在这里，我们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了。我们是湘南暴动部队中最先与毛泽东部队会师的部队。当听到毛泽东同志在部队里，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早已听到过关于毛师长的许多传说，现在就要见到他，心情特别激动!

　　五月四日这天，是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胜利会师的集会庆祝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王尔琢同志都来到了会场。雄伟的井冈山满山青翠，遍野清香。只见到处都是红旗、红臂章、红缨枪，真是满眼一片红。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真觉得革命形势大好!

　　“现在，请毛党代表讲话!”陈毅同志声若洪钟，回荡山谷。

　　这时，毛泽东同志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长长的头发背向脑后，显得风度不凡。他的讲话，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他在讲会师的意义时，还形象地讲了孙悟空与如来佛的故事。他说，敌人没有孙悟空的本领。即使有的话，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领，他们逃不出我们的手掌。他还讲了战术问题，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强弱之分的。我们抓住弱的猛揍它一顿，等强的来了，我们就同它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可以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他生动的讲话，激起了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这是我第一次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两军会合后，成立了红四军。这是第一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成立的军队。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王尔琢同志任参谋长，陈毅同志任教导大队长。下编为三个团。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一团。这个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素质比较好，是有基础的老部队，打过很多仗。朱德、陈毅同志带领的部队，编为二十八团。这个团打仗很英勇，敢打敢冲。我们湘南一带的干部和农军，编为二十九团，这个团因为有许多人是县、区、乡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士气很高，吃苦性强，打仗很勇敢。我在二十九团任团党委秘书。不久，部队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二十九团参与了新、老七溪岭等战斗，缴获不少。以后，还参加了打永新、莲花等战斗。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我们自己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全军上下士气很高。

　　从此，我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就多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幽默风趣。常常来到青年人中间，给大家讲解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以后，大家对毛泽东同志就更加敬仰和佩服，称他为“孔明”，每次见到他时，都高兴地说：“孔明来了。”

　　在六月下旬，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带来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要红四军主力打回湘南。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永新召开了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定，不去湘南，继续留在井冈山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工作，并向省委写了报告。杜修经当时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他并无异议，会后他却利用二十九团部分官兵家乡观念浓厚的情绪，诱导他们并力主打回湘南。据说当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反对去湘南时，杜修经竟当面指责：“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由于杜修经以钦差大臣自居，迫使红四军主力成行。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我们驻地，但他曾写信给朱德、陈毅同志坚决反对这一行动。朱德、陈毅同志虽也做了工作，但未能阻止住。

　　这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只有一个营。不久，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来进攻。部队采用毛泽东同志的战术，英勇抗敌，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当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后，部队中有几个秀才仿照京剧“空城计”的唱腔编了一段“空山计”，把毛泽东比喻成孔明。有几句唱词我至今还记得：“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这几句唱词，在部队流传甚广。

　　在我们下山后，毛泽东同志很不放心，当听说二十八、二十九团在湘南吃了败仗后，立即亲率三十一团一个营到桂东接应我们。一天，我和文书李兆魁正在吃饭，看到窗外有部队走过。我们赶紧出来，一问原来是毛委员派来的，心里格外高兴。

　　杜修经对“八月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同志看到他时，批评了他。可他认错并不深刻。毛泽东同志给中央、湖南省委的信中说，请以后不要再派像杜修经这样不懂事的学生娃子来。不久，杜修经搞地方工作去了。同他一块来的少共湖南省委代表朱玉湘留了下来，上了井冈山。

　　“八月失败”使我们丢掉了二十九团，剩下部队不到一百人。团长胡少海到二十八团当了营长，我到二十八团任党委秘书。一天，我正在路上走，迎面碰见毛泽东同志。他亲切地问我：“你也回来了!”我说：“那时我就不同意去湘南的。我是拥护你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的，也曾同他们争辩过。他们骂我怕死，连家乡都不要了。”毛泽东同志又很关心地问我工作分配没有，当我告他已分配了时，他很高兴，嘱我要好好工作。

　　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部队有了很大发展，一些规章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了，如：“进一步宣布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排”，“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在军事斗争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讲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军事斗争原则时，还形象地比喻说：“这就象渔翁打鱼一样，撒网就是把部队分散下去，收网就是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抓鱼。”生动幽默的比喻，辅以手势，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提出采取波浪式前进，不搞同时开花，以免群众受到损害。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既是我们尊敬的师长，又是普通一兵。他常常同普通战士一样，下山背粮，还经常在黄洋界山上的一棵大树下休息，并且喜欢讲些笑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忘记了疲劳。他以身作则遵守红军的规定，夜里写作时也只点燃三根灯蕊。他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有次开会时，毛泽东和毛泽覃有了意见分歧，毛泽覃走了出去。毛泽东有些火了，追上去说：“站住!”毛泽覃边走边说：“共产党不是家长制!”听到这话，毛泽东收住了脚步。事后，毛泽东同志为此多次做自我批评，说：“我得罪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毛泽覃，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大。

　　毛泽东同志有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深刻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既反对陈独秀的把人民武装拱手让给敌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又反对李立三的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同时也反对照抄苏联革命的模式。他认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些思想。我们党的三个法宝：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运用自如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后来革命的发展很重要，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就从这里升起!

　　1929年1月初，前委、特委在井冈山茨坪召开会议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海党中央派遣秘密交通员把会议文件送到井冈山。当时，谭政同志和我把文件誊写、油印出来。会议对决议讨论得很热烈认真。尤其是陈毅、何挺颖、宛希先等同志发言最积极。毛泽东同志说，中央六大决议是正确的，但对中间阶级、对富农问题处理不够妥当。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会上研究了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对策，即确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打入敌后，以解井冈之围，解决经济困难；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为主的部队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下了山向赣南前进。

　　当时，二十八团团长是林彪，三十一团团长是伍中豪。我在军事委员会任秘书。下山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未能按予期目的进行，红军打了几次恶仗。

　　大瘐(现大余)战斗时，开始红军进入大瘐县城时无敌军设防，红军不费一弹占领了大瘐城。当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开展群众工作。因大瘐县城是个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当赣敌李文彬旅逼近大瘐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另外，因二十八团侦察警戒的疏忽，所以当敌进攻时，仓促地投入了战斗。后来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林彪未组织部队猛烈回击，却神色惊慌地跑回来，脚步还没停稳就向朱德敬了个礼：“报告军长顶不住了，怎么办？”朱德同志盯了他一眼，正要说话，毛泽东同志站了起来，看了林彪一眼，就大声在阵地上喊话：“同志们，这个仗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把敌人打垮!”可惜，已经太晚了，这时，敌人的子弹已经“噗、噗、噗”地打到我们身边，地里冒起阵阵黄土。形势危急!朱德同志一面要林彪继续组织部队抵抗，一面赶快转移指挥位置。我们转到了一个城墙边，朱德、毛泽东同志严密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不一会儿，部队完全垮了，象波浪一样往回涌来，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仓促之中，朱德和毛泽东跑散了。我和毛泽东同志一路跑。许多战士从我们身边跑过。我们后面黑压压一片人。毛泽东同志边跑边问“欧阳毅，后面是我们的人，还是敌人!”我看到是敌我混杂，便含糊其辞地说：“没关系，我们赶快跑!”毛泽东同志个子高，腿长，我也好运动，所以不管是涉水和跳沟我们都跑得很快，终于脱离了虎口。我们按前委会原来的决定，如有情况，到乌迳集合。毛泽东、朱德同志两路人马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在乌迳汇合，大家很高兴，也很疲劳。

　　当部队刚刚休息下来，晚十二时许突然接到地方上一个党支部派人送来的情报，说敌人已经追上了我们，准备在拂晓消灭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部队决定连夜转移。当即由送信人带路，部队分多路纵队出发。为了不使敌人发觉，要求部队不能发出任何声响。这样，很快就脱离了险境。结果，次日敌人扑了个空。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这件事，说是一个地方党支部、一个人、一封信，救了我们党，救了整个红军。

　　后来，我们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时，又遭到了敌人偷袭，军部险遭覆灭。这次敌人来得隐蔽，非常凶狠。刚一接火，我们警戒部队就被打乱了，大部分人放弃了阵地，只有少数人在抵抗。一看形势不好，军部机关便开始转移，但就是不见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同志撤出。我心急如焚，边跑边喊，要部队顶住，但却不听指挥。这时，道路已被敌人火力封锁，我只好从稻田地里向山上跑。这里是水田，一脚踩下去，就被泥巴粘住。脚再拔出来时，鞋子已掉下来。幸好有鞋带系着，就拖着鞋子跑。跑着跑着，还被绊倒了，身上沾满了泥巴。也顾不得这些了，只想着赶快找人来救朱军长和毛党代表等。跑到山口时，正碰上同乡彭睽同志，他是连党代表。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彭睽，赶快组织火力支援，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还没有撤出来!”他一听，抬手就是几枪警告，同时高喊：“同志们，我们要顶住，军首长还在后面，一定要掩护军首长!”一下子部队稳定了许多。他们和其他部队一起死死堵住山口，向敌人猛烈还击，才使朱德、毛泽东、陈毅同志得以脱险。但朱德同志的革命伴侣伍若兰同志却负伤被俘，后被残杀；朱德同志的四挺机枪，也被敌人搞掉了两挺。事后，我想，这次如若不是彭睽同志及其他同志指挥有方，使毛泽东、朱德同志脱险，其后果真不堪设想!同时，也想到，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就是这样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

　　这几次出师不利，败走麦城，使大家心里憋着一股劲，寻敌报仇的情绪很高。不久，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率领下，我们在大柏地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刘士毅部两个团，缴获枪支很多，背不了的都丢到河里去了。毛泽东同志下令，从军长到伙夫，每人都要背一支枪。他虽然感冒头疼，头上裹了一条白毛巾，但以身作则也背了一支长枪。一九三三年夏天，我们又路经此地，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上次大柏地战斗，填了一首词《菩萨蛮·大柏地》。词的下阕写道：“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的确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大柏地战斗后，我军乘势攻下宁都，开到东固休整两周随后转辗向闽西进军。在长汀附近又歼敌一个旅，击毙了旅长郭凤鸣，红军名声为之大振。在很短的时间内，红军迅速扩大到了一万多人，编为三个纵队。我在一纵队任党委秘书。随着部队的扩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随之蔓延起来，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加上毛泽东同志受到排挤，一度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招致了红四军出击东江战斗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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