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

　　每当重读毛泽东同志1934年夏天写的《清平乐·会昌》诗句，就使我浮想联翩，想起毛主席当年来到南方战线的情景，想起会昌城外那战斗的日日夜夜……

　　一

　　1934年春天，中国工农红军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方战线——赣南会昌。这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南方门户，是中国共产党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粤赣军区的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距党中央、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军委所在地瑞金只有50公里，距我们红二十二师正在激烈战斗的筠门岭前线只有40公里。毛泽东同志来到这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析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和作战原则。在那危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的到来，给了粤赣地区党政军民以巨大鼓舞和胜利信心。

　　1934年4月，敌人攻占广昌，闯进了中央根据地的北面的大门，并在蠢蠢欲动向我腹地进攻。与此同时，在南方战线国民党两广军阀陈济堂以他的亲信李杨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分二个纵队，投入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妄图打开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威胁我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

　　在南方战线，我们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我们这个师，在1932年6月是独三师九团；1933年6月7日，奉中央军委命令，由粤赣军区二十三军改编为红二十二师；1934年3月23日，又奉军委命令得到充实，由军委原第二教导团(缺一个营)及二十二师一营编为六十四团，第三教导团编为六十六团和二十二师原有的六十五团编为师的三个团。当时全师八千余人。第一任师长龚楚；第二任师长程子华；第三任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我是以上几任的师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孙毅；第一任师政治部主任史友生；第二任是刘道生。师供给部长陈瑞兰。六十四团团长帅荣，政委彭家庆；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政委商辑五；六十六团团长李国柱，政委幸元林(幸负伤后由贺清华接任)。筠门岭战斗以后师长周子昆，政委黄开湘。在“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下，我们红二十二师被迫在筠门岭地区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仗打的十分艰苦。

　　筠门岭西临湖南，东近福建，南下广东，北距会昌，和红色首都瑞金只有一百零一公里，是水陆通商要道，是粤赣边区的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

　　敌人进攻的企图和态势我们是比较清楚的，他们要攻占会昌，一定先夺筠门岭。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可能以南路军全部兵力分两路向筠门岭发起攻击：一路主力从寻乌、吉潭经澄江盘古隘正面向筠门岭攻击；另一路主力经安远向清溪迂回配合正面攻击，掩护敌东翼安全。

　　根据敌人企图，红二十二师分三线部署，筑堡防御。第一线在岔口，第二线在盘古隘，第三线在筠门岭。我师三个团配置在上述三线防御地区，正面放一个团进行防御，筠门岭西南高地放两个团对敌人进行侧击和反击进攻之敌。清溪方向由地方兵团担任防御钳制敌人。4月初，敌南路军一、二纵队开始会攻筠门岭。二纵队第七师进攻罗塘，八师进攻澄江，独一师进攻桂坑，从正面进攻筠门岭。敌一纵队五师进占寻乌，一师进占重石，四十四师向清溪搜索前进，从西迂回威胁筠门岭。在两个方向向筠门岭进攻。4月上旬和中旬我师分别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进行了顽强的作战。

　　岔口被敌突破后，筠门岭前沿阵地是盘古隘，这是一个山垭，小道崎岖，地高险要，山峰呈蘑菇状，我师六十四团二营六连在营长指挥下扼守盘古隘。敌人迫近我军阵地，修筑起钢筋水泥碉堡，排列起各式大炮，不时地向我阵地攻击。我部队就用土木构筑的碉堡工事，同敌人钢筋水泥碉堡对垒。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在交通要道和阵地前沿撒满铁蒺藜和竹针陷阱，设置鹿砦使敌人只有寸步难行之势，在树丛中隐蔽特等射手，专门狙击敌人的指挥官，打得敌人心惊胆颤。

　　敌人被打得恼羞成怒，于4月中旬，又以第八师两个团倾巢出动，用整团整团的兵力，开始强攻盘古隘。这次战斗，我部队给了敌人很大杀伤。陈济堂称为有“武胆”的指挥官李杨敬惊叹地说：“红军的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当时，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39期对盘古隘作战的情况作了报道，予以高度赞扬：“西南方面的粤敌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积极向我苏区进攻，企图占领赤色筠门岭。我‘红’团六连奉命固守盘古隘，阻止敌人。当时敌人有一团以上兵力，特别是敌人具有优势的火力和空军。四方八面围困我第六连，猛烈攻击。我们的战士毫不动摇，激战一日到晚，坚决与敌抵抗……。”

　　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我们红二十二师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灵活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方法，转战于闽西赣南广大地区，配合兄弟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我们却被命令在南方战线分兵把口，固守在碉堡里，捆住了自己手脚，硬挺着天天挨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以前作战，我们总是越打越“富”，每打一仗，队伍壮大一次，武器弹药得到补充，可是现在，越打越“穷”，消耗一粒子弹，就少一粒子弹。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了那么多武器，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接收”了。特别使我们震惊的是，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反水”的现象，在敌人重兵压境，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威胁诱骗下，“反水”的人打起白旗，拿着梭标、土枪，配合敌人，对我部队进行骚扰。记得罗田附近就有几千“反水”的人，在铲共团头子谢嘉犹欺骗、唆使下对我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土地政策，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的恶果。使部分中间群众发生动摇，也影响了基本群众革命情绪，造成我们极大困难。

　　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我们许多干部和战士中，笼罩着一团团疑云，也发生了种种议论：为什么过去总是整团、整师、整路地歼灭敌人，打大胜仗，很快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什么现在处处被动，困守碉堡，天天挨打，打不破敌人的“围剿”？为什么不采取过去那种有效的打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声东击西，集中优势兵力，动若游龙，在运动战中一口一口吃掉敌人？听到同志们这些谈论，我们师的领导当时觉得是有道理的，我们更考虑了许多。

　　自从第四次反“围剿”后期以来，毛泽东同志被撤销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里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不时看到一些熟悉的战友突然被逮捕了，他们被抓的时候，帽子被拉下来，把黑布缝的袋子罩在他们头上，只有两个窟窿让眼睛看着走路。凭着熟悉的身廓、动作，我们也能猜出这是哪一个，在和他们目光相对时，不难看出他们双眼里流露出许多迷惑不解和忧虑。

　　二

　　部队撤到筠门岭以北的新开河高地，连夜构筑新的碉堡阵地。敌人因为也遭到我们的沉重打击，暂时停止了进攻。

　　为了打一仗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5月初，我们在站塘中村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因为魏协安是代理师长，经师军政委员会(师党委)讨论，由我在会议上做筠门岭战斗的总结。我们的检讨只是停留在战术性质的范围内，并没有认识到造成战斗失利的总根子，因此，我们的总结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因为战役战斗的胜利首先取决于战略指导的正确。正因为我的总结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此不能解脱同志们的沉重心情，找不到今后的方向，会场上笼罩一片沉闷、压抑的气氛。大家一言不发，好象在思索着什么，我也有些茫然了。就在这个时候，司令部的作战参谋跑来，激动地悄悄对我说：“会昌转来电话，是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找前线指挥员讲话。”

　　我猛一听吃了一惊，感到突然，心想：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没有在北方战线指挥主力部队作战，而到南方战线来了呢？但我又立刻想到：毛泽东同志一来，我们一定又要打胜仗了!真象久旱逢雨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心里漾起了一阵激动、欣慰。我跑步来到值班室电话机跟前，微微颤动的手刚刚拿起听筒，还没等我说话，听筒里先传来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你是哪一个？”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声音。

　　我紧张而又大声地回答自己的名字，深怕毛主席听不清楚。然后又说：“总政治委员你好!”

　　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就从容地问到：“前边敌情怎么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些什么动向？”

　　毛泽东同志的声音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心中的紧张、焦躁情绪立刻消失了，我恢复了镇静，详细报告了前线的情况。

　　毛泽东同志接着又问道：“筠门岭的战斗是怎么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现在是怎么部署的？”

　　我又将筠门岭战斗经过，以及退出阵地后的新的防御部署情况和部队整顿情况作了扼要汇报。

　　毛泽东同志听了，鼓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在我们部队同数倍于我的敌人浴血奋战，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阵地，大家沉重的心情不能解脱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责怪我们，而是通过对主客观因素、敌我力量对比等情况的分析，充分肯定我部队的成绩，给予如此恳切的鼓励，这说明毛泽东同志是多么了解前线的情况，多么了解部队的心情啊!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明确、具体地指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聆听这些指示，当时我还理解不到它的深刻意义，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意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在启发我们，要我们认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错误路线。

　　毛泽东同志还指示我们说：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组织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赤卫队，在敌人的侧后方进行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取得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你们左边有江西省军区领导的大吉山游击队在信丰一带活动，南边也有游击队和赤卫队在全南、定南、龙南一带活动，他们可以牵制敌人，所以，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同时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指示，每一句话都沁入我心中，感到豁亮了，这不正是毛泽东同志过去指挥我们，在几次反“围剿”中打胜仗的办法嘛!

　　最后，毛泽东同志对于“反水”的问题作了指示，对“反水”的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同时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的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话讲完了，我放下听筒，反复地回味和思考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我从不利的形势中看到了夺取胜利的希望。耳中回荡着毛泽东同志亲切而有力的声音，脑中涌现出一连串的回忆：

　　那是一九三O年秋，毛泽东、朱德同志在长沙城外，说服大家放弃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命令，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撤离围攻，率领部队从湖南向江西转移。在安源的一个军民大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他讲话。毛泽东同志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讲了当时的形势，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纲领，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反帝反封建，为工人阶级，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用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武装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当场就有上千工人和农民参加了红军。那时，我在安源工人纠察队担任党代表。几天之后，我们工人纠察队就跟着党和毛泽东同志，跟着红军，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在江西小布的红军誓师大会上，在福建建宁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讲当时形势和任务，讲粉碎敌人“围剿”的“七大把握”。每次都使人热血沸腾，浑身上下添力量。……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沉思中醒过来，觉得眼前分外明亮，充满着希望和胜利的信心。对!我应该赶快告诉大家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的消息，传达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的指示。我跑步回到会场，同志们看到我那高兴的样子，立刻静了下来，等着听好消息。我抑制着激烈的心跳，激动地说：“同志们，毛主席到南方战线来了，毛主席给了我们很多重要指示……。我们又要打胜仗了!”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

　　我先向师的几个负责同志作了简要传达之后，随即向到会的全体干部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场上不时地响起掌声和口号声。许多同志兴奋得站起来，一个个眼睛发亮，脸上的愁云一扫尽光。全师有名的善于夜战的六十五团第三营营长张国奇同志，不顾头上用纱布扎着的伤口的疼痛，举起拳头，带头请战。大家都纷纷要求战斗任务。会议在激昂的战斗气氛中结束。

　　当北斗星挂在天空闪闪发光时，我们召开了师军政委员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了具体部署：正面放两个营，加固防御阵地，顶住敌人；以小部队协同地方游击队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做群众工作；主力部队集中整训，准备打仗。第二天，我们就带领干部到前沿察看地形，研究新的作战方案，并向全师指战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部队情况进行了战斗动员。战士们纷纷擦拭武器，打草鞋，抓紧战前练兵，政治情绪高涨起来。

　　筠门岭战斗后，国民党李杨敬的第二纵队的第七师进驻筠门岭；第八师驻盘古隘、澄江、吉潭；独立第一师回驻武平；一纵队第五师驻平远；第一师驻寻乌，四十四师驻安远。敌人为了巩固筠门岭的防守，常派以一个加强营编成的支队，向筠门岭外围地区作“游击扫荡”，甚是猖狂。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根据地，我们在整训中，以有力的小部队，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五、六个小仗，消灭了敌人一些前伸的小部队。在我调离二十二师不久，敌七师派出的加强营在周田遭我五个营的绝对优势兵力夜袭，全营被歼灭过半，敌营长朱省亚被击毙。“铲共团”在周田也被我全部歼灭。此后，敌人只得龟缩在筠门岭，不敢轻举妄动，敌人始终没有能占领会昌。这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的结果。

　　在地方工作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改变了错误的土地政策，使中农的情绪稳定下来，向我们靠拢，基本群众的政治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对“反水”的人，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指出他们是被地主、反革命分子欺骗和利用，号召他们认清敌我，欢迎他们回到革命这边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情况就有了显著的变化。这种人看到我们部队出动，也不再叫嚷和报告敌人了。

　　部队整训在紧张地进行着，各团自下而上地召开了会议，进行战斗总结，表扬和奖励了战斗英雄模范人物。整顿了连队党支部，调整充实班排连的组织，加强了领导。部队加紧军政训练，准备打仗。我们到前面阵地去检查整训和战备，一路看到部队出操、瞄准、刺杀，听到战士们喊着“杀!杀!”的声音；看到部队在野外进行班、排攻防演习。傍晚，连队点名时，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我们已好久没有看到部队这种昂扬的战斗情绪了，一阵阵喜悦涌上心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呀!毛泽东同志到南方战线来，只有这么短短的时间，形势就变了。实践再次说明，按照毛泽东思想行动，部队就斗志昂扬，就打胜仗；地方群众就拥护，根据地就巩固。

　　毛泽东同志来到会昌，作了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了斗争形势，预见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于党中央和红军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红军广大的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绝不会眼看着中国革命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断送掉，就在毛泽东同志即将离开会昌的时候，他以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写下了光辉的诗篇《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三

　　正当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改变不利形势的时候，5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突然派来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的中央检查团，到我们红二十二师检查筠门岭战斗的失利。他们对红二十二师英勇顽强、勇敢杀敌、战斗组织指挥和战时政治工作，提不出什么批评，然而，却把我部队同地方机关和广大群众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诬陷为右倾机会主义和脱离战争的和平训练，指责我们没有完成坚守筠门岭的作战任务，失守筠门岭是退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检查团检讨了在组织指挥上的缺点和失利的原因，承担了领导和指挥责任，如实地汇报了部队英勇作战和实际困难。也汇报了执行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新近取得进展的情况，这更加触怒了他们。他们依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观点，对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的战斗做出与毛泽东同志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我红二十二师领导干部和一些中层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了错误的处理：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同志和坚守筠门岭正面阵地的六十五团政委商辑五等一批同志被撤职查办，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交军事审判，有的被送去劳改，我被带去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所谓“招待所”。

　　当时，许多干部对于这种处理虽然不满意，但却没有认识到这是王明“左”的路线所致，而是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我也是这样想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要严格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党需要铁的纪律，个人受点委屈，受了不应有的处分，对教育自己和别的党员也有好处，我坚信事实真象终有被弄清的时候。

　　我被关进国家保卫局招待所之后，我们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政委贺清华同志也被关了进来，我们一见面相互紧紧握手，相互问候别后的寒暖，但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好一阵子默默无言。

　　当天黄昏，我急切地向他打听部队情况，他告诉我说：“你离开部队一个月左右，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我兴奋地问：“你见到毛主席没有？”他详细地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到站塘的当晚，就会见了我们二十二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那天晚上，在老百姓一间不大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他穿着同我们一样的灰色红军服装，戴着红军帽，赤脚穿一双布鞋。他坐在一张方桌旁边，桌上摆着砚台、笔墨、纸张，一盏油灯。他把用纸卷的烟，全部当做慰问品，分给我们大家抽。毛泽东同志十分和蔼、亲切地同大家谈话，他想知道一切，无所不问，问敌情，问作战经过，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绪，问当前群众情况，问地方工作。……我们都作了详细回答。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前线看望我们，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深受感动。毛泽东同志还找一些边沿苏区干部谈话，对赣南地区党政军的情况作了深入调查研究。”

　　他讲的是那样的生动，心情又是那样的兴奋。听完他的话，我走出屋子，站在静悄悄的星空下，一桩桩往事萦回心头……

　　我想起了在汀州医院治伤时，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情景。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医院里，在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我当时看来，这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了，我想战斗这样紧张，毛泽东同志还如此研究学问，一定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点着书本说：“你们也要好好学习这本书，学会怎么干好革命。”我想起在中央政府警卫营工作的时候，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常常看到毛泽东同志总是工作到深夜以至天亮，为了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常常忘了吃饭、忘了理发……我把第五次“围剿”的情况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建设，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联系起来对照思索，开始弄明白了一些问题。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真理在毛泽东同志一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这时已经看得清楚红二十二师在南线的作战为党中央、政府及所属机关向外线转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在党内外都没有进行什么动员，缺乏应有的准备。在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日夜兼程行军赶路，人疲马乏，还是甩不掉敌人。部队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方去？怎样战胜面临的严重困难？这些问题在每一个红军战士脑海中盘旋着，红军战士多么渴望着正确的领导和指挥啊!

　　这种情况，直到遵义会议才得到根本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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